我所知道的斯坦福大学经济系

（一）

1891年大学成立之初，斯坦福大学就开设了经济学的课程。次年，斯坦福成立了新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系”(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系主任是毕业于约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的博士Amos G. Warner。Warner当时经常为流浪汉免费提供饭食，耳濡目染，他的学生们很关注穷人和失业者的问题。1896年，斯坦福大学第一个经济学博士授予了Mary Roberts Smith，她研究的题目就是旧金山养老院的妇女问题。应该说，斯坦福经济系的早期还是比较动荡的，例如，系里开除爱德华·罗斯(Edward Ross)和托斯顿·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就引起过广泛的争议。自此之后，经济系长期保持了学术研究方法和风格的多样性。

如上所述，当时的系全称是“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系”，可见当时的社会科学并不包括经济学，社会科学主要指的是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和社会学(sociology)。一战以后，政治学独立出去，就是今天的斯坦福政治系，而社会学则一直保留到二战。二战以后，在Bernard Haley、Edwad Shaw以及Moses Abramovitz的领导下，斯坦福经济系脱颖而出，在国内和国际经济学界声名鹊起。20世纪60年代早期，经济系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当时每到夏天，全世界顶尖的经济理论家都会聚首斯坦福，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60年代，斯坦福经济系也是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的一个研究中心，很多当时在这两个领域的领军人物都在斯坦福，例如Abramovitz、Tibor Scitovsky、Hollis Chenery以及Emile Despres。此外，John Gurley和Edward Shaw还开创了金融和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的先河。

1994年，斯坦福经济系搬到了现在的Landau楼。跟经济系合用这座楼的是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Stan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SIEPR)，SIEPR正是我访学斯坦福的接待机构。SIEPR位于Landau楼的一层，经济系在二、三层。经济系和经济政策研究所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教授是交叉的，既是经济系的教员，也是研究所的研究员。通过SIEPR和其他渠道，经济系和斯坦福的其他社会科学院系(比如商学院、胡佛所等)的学者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斯坦福经济系的学术地位已居于居世界前列。

（二）

斯坦福的经济学家分布在四个机构：经济系(Department of Economics)、经济政策研究所(SIEPR)、商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GSB)和胡佛所(Hoover Institution)。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中就有7位曾是斯坦福的教授或者与斯坦福沾边，其中2位来自经济系、3位来自商学院，另外2位则是胡佛所的高级研究员。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大学教授很少在一个单位“从一而终”，更多的是在几所大学工作过，甚至会到政府机构或者国际组织工作一段时间。因此，如果日后得了诺贝尔奖，到底算哪所大学或机构的荣誉往往有争议。比如，是算他获奖的时候所在的大学呢还是算他获得诺奖的论文是在哪所大学做出的还是算他曾经在哪所大学工作过还是算他本科毕业的大学，或者博士毕业的大学诺奖毕竟是科学研究的最高荣誉，很多大学有“争抢”的嫌疑也就不奇怪了。

在介绍斯坦福的经济学诺奖得主之前，笔者想首先交代一下斯坦福大学除经济系之外的其他经济研究机构。如上所述，除了经济系之外，斯坦福的经济学家主要分布在商学院、经济政策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斯坦福商学院和其他大学的商学院并没有多大区别，是“富得流油”的机构，因为商学院的校友多是商界的大亨，给母校的捐款数额惊人。顺便提一下，美国大学的商学院英文名称都是“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简称GSB，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本科生。胡佛研究所我们在其他地方另有介绍，这里着重介绍一下经济政策研究所。

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Stan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简称SIEPR，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经济政策研究机构；顾名思义，它侧重于政策研究。如果说经济系是一座象牙塔的话，那么SIEPR的定位则是其对政策的影响力。SIEPR成立于1982年，美国的前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和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伯斯金(Michael Boskin)对SIEPR的成立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发现，斯坦福大学缺乏一个经济学家交流和讨论问题的平台，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中心，把相对分散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

SIEPR在斯坦福大学的确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机构，有舒尔茨和伯斯金的大力支持，SIEPR有着广泛的政府人脉。SIEPR的年度经济高峰会(SIEPR Economic Summit)也备受关注，一票难求，有点类似于国内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笔者有幸应邀参加了2009年度SIEPR经济高峰会，出席会议的都是学界和政界的“牛人”，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刚刚卸任的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前财政部长鲁宾(Robert E. Rubin)，这三人虽然都已从政府岗位退休，但是依然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SIEPR的现任所长萧文(John Shoven)是财政税收、社会保障领域的专家，同时也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坦福经济系的教授以及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萧文目前依然在经济系授课，他头发浓密，这在他这个年龄的美国人(特别是教授)中比较例外。萧文几乎每天都西装革履，这在衣着随意的美国教授(特别是斯坦福大学教授)中也是格外不寻常。有一次笔者跟他聊起来，问他经常着正装是不是因为经常都要开会，他笑着说：“是啊！瞧，我连穿便装的机会都没有，这真是太不幸了！”一脸无奈的表情。

有了上述背景知识，我们言归正传，看看斯坦福的经济学诺奖得主。第一位当然要数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了，着名的阿罗-迪布鲁定理和阿罗不可能性定理都出自这位天才之手。阿罗出生于1921年，大学毕业于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硕士和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1949年加盟斯坦福经济系，1972年因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和英国的希克斯(John R. Hicks)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博士论文直接奠定了今天的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 Theory)的基础，奠定这个基础的正是阿罗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阿罗获诺奖的时候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当时阿罗51岁，这恐怕是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获奖年龄最低的。萧文曾经在一篇纪念阿罗学术贡献的文章(Kenneth Arrow’s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中说，1911-1921年十年间出生了5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是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托宾(James Tobin)和阿罗。萧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吸引了一批最聪明的人研究经济，他们五位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阿罗现在是斯坦福经济系退休教授、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今天的阿罗已是年近九旬的垂垂老者，背驼得很厉害，但还算硬朗，至少还能够骑自行车，在校园内参加会议手里都拿着个自行车头盔，背着一个看起来用了很多年的、严重褪色的背包。我在斯坦福经济系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讨会上经常看到他的身影，而且他总是在别人演讲完后第一个举手提问，很多演讲者都“害怕”他。在一次研讨会上遇见他，我跟他聊了一阵，他说去过中国四五次，最早的一次是1979年，他说那个时候的中国可看不到一点改革开放的迹象。还跟我聊起中国的乡镇企业(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VEs)，说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稍微了解中国的外国学者都知道中国的“TVEs”。

除了诺贝尔奖之外，阿罗还在2004年获得了小布什总统颁发的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也是美国获此殊荣的第九位经济学家(此前获得此奖的经济学家有斯蒂格勒、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这样，美国最有声望的三项大奖──诺贝尔奖、国家科学奖章、马克阿瑟奖，阿罗就收获了前两项。少有人知的是，现任总统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罗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就是阿罗的外甥。2009年4月15日，“斯坦福科学先行者”(Stanford Pioneer in Science)讲座系列邀请阿罗开讲，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阿罗对奥巴马总统和自己外甥的应对战略是基本肯定的。对于经济前景，阿罗言语谨慎。他说：“大言不惭地预测未来实际上是一件愚蠢的事；您看看经济预测的记录，很糟糕！”言外之意，预测未来要慎重；人类只能回顾过去去总结经验。阿罗指出，美国当前的经济基础实际上不是很多人想像的那么稳固，表现在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巨额的贸易赤字和相对较低的储蓄率。

在这次“科学先行者”讲座上，阿罗坦言，自己走上经济学的道路，受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影响。大萧条的时候阿罗十来岁，对于大萧条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已经有了直观的体验。阿罗说，如果没有大萧条，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其他学科。大萧条使得这些人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阿罗的研究非常学术性，不过他在公共政策事务上也相当活跃，比如他曾经是肯尼迪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可能是进入了老年，阿罗近些年对卫生经济学很感兴趣，也做了一些研究，他认为，美国目前由雇主提供医疗保健的制度是不合理的。

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是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夏普的学士、硕士和博士都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的。博士毕业后，夏普先是在华盛顿大学工作了7年，成为了终身教授，1970年加盟斯坦福大学。不过，夏普并非出自经济系，而是商学院。1990年，夏普因为在金融经济学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与马克维茨(Harry M. Markowitz)和米勒(Merton H. Miller)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按照获奖时所在大学来算的话，夏普算是名副其实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坦福教授，1990年他确实是在斯坦福大学工作。

第四位获得经济学诺奖的斯坦福教授是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诺斯跟斯坦福的渊源也是因为胡佛所，他也是胡佛所的高级研究员。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胡佛研究所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跟其网罗一流学者的能力是分不开的。诺斯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因为把经济理论和数量方法用于解释经济史和制度变迁，从而和福格尔(Robert W. Fogel)分享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五位获得经济学诺奖的斯坦福教授是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斯科尔斯出生于加拿大，在芝加哥大学获得金融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72-1983年执教于芝加哥大学，1983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任教，同时也是胡佛所的高级研究员。斯科尔斯获奖的时候，不是在大学工作，而是在康涅狄格州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由于他给出了着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而与罗伯特·莫顿(Robert C. Merton)分享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最后两位获得经济学诺奖的斯坦福教授是迈克尔·斯本斯(A. Michael Spence)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他们两位和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因为在信息不对称领域的研究一起分享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斯本斯依然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而斯蒂格利茨则是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而阿克洛夫则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现在，斯本斯是斯坦福商学院的退休教授，斯蒂格利茨则是经济系的退休教授，其中斯蒂格利茨还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8年年底，斯本斯应邀到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演讲，主持人介绍的时候说，我们今天的演讲者是诺奖获得者，我们的观众席上还有一位诺奖获得者，他还是斯本斯的老师。话音刚落，大家的眼光全聚焦到一个人身上，原来阿罗已经坐在那里了。

（三）

除了上述诺奖得主以为，斯坦福经济系的另外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就不得不提了，那就是着名的金融学界的“大牛”麦金农(Ron McKinnon)。麦金农现在是斯坦福经济系的退休教授，并兼任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金农1935年出生于加拿大西南部的艾伯塔省(Alberta)，虽然他现在是美国永久居民，但依然保留着加拿大国籍。麦金农1954年获得工程学的学士学位，1956年在艾伯塔大学获得经济学荣誉学士学位，后来到美国的明尼苏达(Minnesota)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61年获得博士学位。麦金农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国际经济学和联邦制、货币和金融、经济发展以及东亚经济。麦金农曾在加拿大皇家空军工作了4年(主要是夏季)。获得博士学位后，麦金农便加盟了斯坦福经济系，并一直执教到今天。麦金农曾经担任过哥伦比亚、科威特、智利、乌拉圭、秘鲁等国家的政府顾问，现在依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香港货币当局的政策顾问。

麦金农教授着述勤奋、颇为多产，至今已出版8本着作、116篇学术论文和15篇研究报告。此外，麦金农教授还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以及《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无数的短论和短评文章。麦金农教授是世界上首先分析“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对经济发展构成严重障碍的经济学家。他1973年出版的第一本着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成功地分析了金融压抑的危害，成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后来被翻译成韩文(1974)、西班牙文(1975)、葡萄牙文(1978)和中文(1986)，分别在各自国家出版。麦金农教授在1993年出版的《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控制》(The 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一书中给出了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顺序，对发展中国国家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转型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也先后被翻译为罗马尼亚文、中文和阿拉伯文出版。

麦金农教授国际区域货币的汇率安排也有很深造诣。他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东亚货币锚定美元”的主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东亚汇率两难：中国、日本和美国》(The East Asian Exchange Rate Dilemma: Chin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麦金农教授更是明确表明了美元作为东亚货币本位的主张以及该主张对于减小汇率波动、维持金融稳定的作用和意义。

麦金农教授红光满面、精力充沛，在各种研讨会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麦金农教授为人随和，特别喜欢跟人交流，谈话的主题永远是金融，三句话不离本行，永远是利率、汇率之类的词。只要是谈专业问题，他总是乐此不疲。而且麦金农教授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有位财政部来的访问学者形容，一谈到中国问题，麦金农就两眼放光。实际上在今天的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真正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多，麦金农算是一个例外了。有一次跟他聊天，他说接受了中国多所大学的邀请过去演讲，包括中央财经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等。给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次午餐研讨会上，谈到中国2009年扩大内需的刺激经济政策，麦金农说他有一个绝对有效的扩大内需的办法，那就是中国废除计划生育！

（四）

斯坦福经济系历史上的中国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如果没有遗漏的话，第一位中国人应该是刘遵义(Laurence Lau)。刘遵义1944年出生于中国贵州省的遵义市，故得其名。1964年，刘遵义以优异成绩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物理学和经济学两个学士学位。1969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1966年，刘遵义以代理助理教授的身份成为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教师，1967年被提升为经济学助理教授，1973年晋升为副教授，1974年加入美国籍。1976年，只有短短10年教龄的刘遵义成为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教授。1992年，刘遵义被斯坦福大学授予第一个李国鼎(Kwoh-Ting Li)发展经济学教授的荣誉称号。目前，他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发展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刘遵义教授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他涉足了经济学的大部分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应用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产品和技术革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业化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东亚地区经济研究，其中包括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国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刘遵义教授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从教已30余年，他的教学专长主要在微观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方面。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刘遵义教授在中国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活动，并同政府机构有广泛的合作关系。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汕头大学等机构的荣誉教授。1982年7月，刘遵义教授被选为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第14届院士。他作为“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合作研究，并是该所学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刘遵义教授还在国际、政府机构和商业界担任过许多职务。例如，他曾是美国能源部、美国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兰德(RAND)公司、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美国花旗银行、中国银行和其他大量公共和私人机构的顾问，同时还是美国加州政府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从1979年至1985年，刘遵义教授担任加州银行的行长。1989年至1992年，先期为斯坦福大学投资委员会理事会成员，后又为斯坦福大学财政委员会理事会成员。从1998年开始，刘遵义教授担任中国台湾基金公司的主管。

钱颖一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钱颖一也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经济学领域的留学生中，在国外学问做得最好的人之一，其学术贡献不用在此赘述。值得一提的是，钱颖一教授写的很多中文短文在研究生中流传甚广，其中中国转轨的“四部曲”──《目标与过程》(Goals and Processes)、《激励与约束》(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市场与法治》(Market and the Rule of Law)以及《政府与法治》(Government and the Rule of Law)，更是脍炙人口。

钱颖一教授写的《理解现代经济学》(Understanding Modern Economics)、《经济学科在美国》(Economics in the U.S.)、《经济学家市场在美国》(Economists’ Job Market in the U.S.)对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年轻学子起到了“扫盲”的作用。此外，钱颖一教授写的很多介绍性的故事，笔者也是百读不厌，像《硅谷的故事》(A Story of Silicon Valley)以及《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2001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s)等，颇具知识性和趣味性。后来这些中文短文都收入到《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Modern Economics 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一书中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从斯坦福经济系博士毕业后，洪瀚顺利的得到了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助理教授的职位，并在普林斯顿执教了5年(1998-2003)。2003年来到杜克(Duke)大学执教，2006年被破格提拔为正教授，此时洪瀚年仅35岁──这在美国学者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速度。2007年初，他的母校斯坦福大学又把这位杰出的毕业生“挖”回经济系，担任计量经济学正教授。

洪瀚教授曾在2007年暑期到中央财经大学的“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讲授“产业组织中的实证方法”，我当时过去听课，与他有一面之缘。后来我2008年来到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访学，跟洪教授有了更多的见面和交流机会。回想这些年来在美国学界打拼的历程，洪教授颇有一番自己的感受。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学生比起十几年前受到的基础技能训练要好很多，因此普遍数学和计算机的功底不错，但是也有很多不足。洪教授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不够主动。他举例说他在斯坦福读书时，经常是几个同学一起挑灯“夜战”，如果收到导师发来的电子邮件，一般情况下一个小时之内一定回复，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上课时他们一定会坐在第一排，追着老师问问题。

洪瀚的专业方向是计量经济学，他目前的研究领域也是计量经济理论、应用计量经济学、实证产业组织理论以及拍卖理论等。他的论文大多发表在了计量经济学领域最顶尖的Econometrica、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以及Journal of Econometrics上，并获得Journal of Econometrics杂志“最佳论文奖”(2004)。洪教授已连续10年(2000-2009)获得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能够从事学术研究。比起其他一些同领域的中国教授，洪教授的优势在于交流能力更胜一筹，他能够很主动把自己的观点准确表达给自己的同行。他希望在选择自己领域的问题上不要跟潮流，比如很多美国人选择了看似比较夕阳的领域，却挖掘了富有新意的，像朝阳一般的研究成果。

2008年秋季学期，洪瀚教授为经济系研究生一年级讲授计量经济学，我也去旁听。洪教授特别鼓励学生上课提问，学生提出问题后，洪教授在回答之前总是说：“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后来说多了，学生也就不信了，但总能得到满意的回答。洪教授的英文诙谐幽默，在满是数学公式的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上竟然可以不时爆发笑声，让我这个国内来的人大开眼界。洪教授对中国来的访问学者非常热情，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洪教授还是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和人大的一位访问学者一起到一家香港餐馆吃饭。对于我用电子邮件请教的问题，他都是在第一时间给与回复。洪教授还积极参加“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t Stanford)组织的交流活动，总是尽力帮助有需要的中国人，足见其拳拳赤子之心。

（五）

刘遵义和钱颖一离开以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已经没有了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甚至研究转轨经济的也没有了。至少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我看不到任何所谓“中国热”的影子，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依然是研究纯粹的经济学基本问题以及美国经济问题，很多年轻的教授都在基本的数学模型上打拼，并不“染指”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样说并不否认斯坦福大学有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和中国问题专家，只是他们不在经济系。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

戴慕珍(Jean C. Oi)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也是美国学术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她的学术头衔很多，其中挂在EMAIL下面的就有四个：“威廉·哈斯中国政治教授”(William Haas Professor in Chinese Politics)、“政治学教授”(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弗里曼·斯鲍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以及“斯坦福大学中国项目主任”(Director, China Program Stanford University)。中国项目是斯坦福大学于2007年1月成立的跨院系的校级项目，是斯坦福的一个针对现代中国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导向的研究项目，戴慕珍教授被任命为项目主任，可见其在斯坦福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上的影响力。斯坦福中国项目成立的目的是把斯坦福大学打造成美国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领导机构。笔者曾问过戴慕珍教授，斯坦福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跟哈佛大学相比如何，戴教授的回答是，历史学科可能哈佛较强，而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话，斯坦福更强一些。戴教授曾经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想必她的看法自有其证据。

戴慕珍教授的丈夫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则是斯坦福社会学系的中国问题专家，同时也是斯坦福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也研究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确切说是一个“政治社会学家”(political sociologist)。他曾经长期研究共产体制的冲突、稳定和变迁，特别侧重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具体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政治；他最近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着作，名为《北京红卫兵运动》(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位董教授，因为研究文化大革命，于是被魏昂德邀请到斯坦福，进行一段时间的访问研究。毫不奇怪，魏昂德和戴慕珍这对学术伉俪的学生大多是中国人或者“ABC”(美籍华人─American Born Chinese)。2009年的春节，两位教授邀请他们全部在校的研究生到家里吃饭，我也被邀请。戴教授亲自下厨，魏教授则坐在沙发上跟学生看电视橄榄球赛。因为学生人数较多，于是分了两桌。魏教授说：“社会学家到这边来”，于是他的学生就集中到了一桌；戴教授也不甘示弱：“政治学家到这边来”，于是她的学生集中到了另一桌。我因为是戴教授邀请的，也就在“政治学家”里滥竽充数了一把。

要说整个斯坦福“经济片”都没有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有失偏颇了，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CID)就有一位。 SCID成立于1997年，是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SIEPR)下面的三个研究中心之一，SIEPR的另外两个研究中心是“就业和经济增长中心”(Center on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CEEG)以及“公共财政和民间金融中心”(Center for Public and Private Finance: CPPF)。SCID的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就是中心主任尼古拉斯·霍普(Nicholas Hope)。实际上，笔者这次访问SIEPR，具体就是SCID接待的，邀请人就是这位霍普教授。霍普教授很健谈，对中国很友好。我刚到斯坦福的时候叫他“霍普教授”，他总是屡次纠正说：叫我尼克(Nick)，最后我就习惯叫他尼克了。

SCID有三个项目，分别是中国项目、印度项目和拉美项目，霍普教授同时也是中国项目的主管。霍普教授的主要工作经历是在世界银行，负责世界银行的中国、蒙古和印尼项目，前后在世界银行工作了近30年，因此他的研究兴趣是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也许是与其世界银行的从业经历有关，他关注的也主要是金融问题，他最近的论文就是关于外资银行的直接投资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SCID跟中国的财政部有着固定的合作关系，因此SCID也成为财政部官员的定点访问机构，他们一般访问半年。看的出来，霍普教授很重视跟中国财政部的关系。

（六）

除了中国教授之外，斯坦福经济系还有两位日本教授，也是鼎鼎大名。一位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学生学者都非常熟悉的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另一位则是中国读者相对陌生的雨宫健(Takeshi Amemiya)。两位教授都已从斯坦福经济系退休，算是“荣誉教授”(Professor Emeritus)。

青木昌彦196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系，1967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后陆续担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以及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1997年至2001年任日本通商产业研究所所长，2001年4月至2005年任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及日本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和清华大学客座教授。青木昌彦曾获得1998年度国际熊彼特(Joseph Schumpter)学会熊彼特奖，并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青木昌彦的研究领域是比较制度分析、公司治理以及日本和中国经济。青木教授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的很多着作被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比如《比较制度分析》(Toward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MIT Press, 2001)就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周黎安博士翻译为中文，并在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周黎安博士毕业于斯坦福经济系)，同时该书的英、法、日文版也在全球同步发行。青木教授和钱颖一教授1995年在中国共同出版《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该书被公司治理领域的很多研究生指导老师指定为必读参考书。斯坦福大学地处硅谷，近水楼台，钱颖一写过《硅谷的故事》；无独有偶，青木昌彦也写了《硅谷模式的信息和治理》(Informationand Governance in the Silicon Valley Model)，英文版发表在2003年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后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也发了中文版。

说起计量经济学，日本学者的造诣可圈可点，这在国际上都有承认。除了雨宫健之外，还有一位日本的计量经济学家，也是蜚声海内外，他就是东京大学经济系的林文夫(Fumio Hayashi)教授，这个地道的中文名字代表的可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人。林文夫算是雨宫健的下一辈，1975年在东京大学经济系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哈佛大学经济系，1980年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林文夫先后在美国西北大学、日本筑波大学、大阪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最后回到东京大学。1995年，林文夫成为日本“Nakahara奖”的第一个获得者，这是“日本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etrics)设立的奖项，专门授予45岁以下、最杰出的日本经济学家。林文夫200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也已成为经典之作，已被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日本学者在计量经济学领域的成就令人钦佩。

（赵世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学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