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污名化的潮商

观点 · 2016-01-06

作者：佚名

2015就这么走了，记忆中只留下万宝之战，我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然而并没有。大战之后的讨论才刚刚开始。2016年才第二天就有人把黎尔平“在中国，什么样的特区会失败？”[1]的旧文翻了出来。这其实是王石“野蛮人”论的余波。当王石说“野蛮人”时我没忍住，说了几句，虽然觉得有点意犹未尽，但是为了不转移大家看赵家人争夺万科的年度大片的兴致还是忍住不再说什么了。不过这段时间看了一些关于潮商的话，觉得有必要给我们潮商正名。虽然潮汕人一贯认为不说什么，这是最好的，只知闷声发大财。

最早提把潮商和收购战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秦朔吧，在他的朋友圈21日早上的头条文章《我的朋友王石，以及善与大意的代价》，有一段引发争议的话“但最近我第一次去汕头，这个满街粤D车牌之地，今天的面貌比我家乡河南的省会郑州要差很多很多，不知道是怎么落实小平同志的特区战略的？从我粗浅的理解看，封闭性（只用自己人）、投机性（赚钱至上）、保守性（学习新知识迟钝）是潮汕商人亟待超越的障碍，而政商关系的清洁化则是潮汕商人上台阶的关键。希望你是新时代潮汕企业家的代表，而不是以成为某某首富为念。”这应该是秦朔第一次发声。

接下来的12月23日，正在拜访瑞士信贷的万科主席王石在演讲中也表示：“我是很尊重潮帮的，特区帮，深圳帮大家都是为深圳做建设的，宝能、华润、万科都是深圳帮，都是一家人，不应该内斗！”我以为讨论到此结束。然而并没有，关于潮商的讨论继续发酵。2015-12-28 秦朔《再谈我的朋友王石，以及商业文明视野中的宝万之争》又一次提及潮商问题：“至于我在上文中对姚振华的评论涉及对潮汕商人的批评，如果客观上给潮汕商人造成负面影响，我愿表达歉意。但对潮汕商人存在的封闭性、投机性、保守性的问题，我不改立场。”

“对于潮汕商人，我没有丝毫地域歧视（要说地域歧视，河南人多年备受污名打击倒是真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地方不能发展出“非人格化的交易”，而习惯于血亲乡族本地人的“人格化交易”，那这种文化不可能支持可延展、可持续的发展。”

有意思的是黎尔平的文章也把汕头特区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给了潮汕文化的亲缘关系：“潮汕人讲血缘，重亲情、乡情，不讲规则和法制，这是潮汕文化之首”，这是事实。血缘，地缘，自然形成了圈子，不可避免的排外。现在的排外，体现的已不是在路上欺负外地人，而是在中上层，以地缘血缘形成的圈子，对抗外来的官员和鱼肉外来投资者。

关于汕头特区的失败，黎教授似乎很学术的列了数据做为支持，那是四个特区的GDP的对比。

不过问题是特区地点不同，广东有三个，福建只有一个，福建是集中全省的力量发展一个特区，这样其经济总量比汕头多一倍是胜之不武，败则取辱。说回广东省，深圳特区建立的时候也是集全省之力，汕头同样出人出力，现在深圳还有大批的潮汕人。汕头可就没有这样优厚的待遇了，所以又不可比，能比的只有珠海了。而广东这些年来集中精力财力建设美丽珠三角，汕头根本没有享受到政策优惠，这是名义上的特区，在这种情形下和珠海这个得到支持的特区经济总量相当，对一个不是赵家人的特区来说，那就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了！！！当然我们也要问下从什么时候起汕头特区不是赵家人的，为什么？我恐怕里面牵涉太多的政治因素，就不在这里分析了。不过黎教授的结论之一是失败原因，在于政府无为。我倒认为这是汕头在没有外力协助下能够有今天的成绩靠的正是政府无为，香港的发展不正是因为香港政府的积极不干预吗？

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回对潮商的负面评论上来吧。秦朔提到几点“封闭性（只用自己人）、投机性（赚钱至上）、保守性（学习新知识迟钝）是潮汕商人亟待超越的障碍。”对于封闭性秦朔有个很直观的观察，就是这个满街粤D车牌之地作为例证。不过这个不够严谨，起码我每天出门什么外地车牌都有见过。

严谨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城市的外来人口，据统计，目前（2014年）在汕头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随迁子女总人数约有11万人[2]。如果每个孩子的父母都在汕头，那么汕头市的外来人口就有33万了，加上没有子女的，没有登记的，汕头市的外来人口起码有50万了，网上有说近一百万的，不过没有确切的数据来源，这个就存而不论了。这个对五百多万人的汕头市来说就是近百分之十的外来人口了。不过外来人口少并不一定因为是潮汕人有封闭性，我想很多人不肯来潮汕更多的是因为教育加收费用，待遇不够等这些经济因素。如果潮汕人封闭就不会有那么多华侨了，封闭不应止是对内迁，同时也应该拒绝外迁才对。

投机性是一个负面的评价吗？我不这样认为，商业社会，当然重利，这是人性。白居易在《琵琶引》中说：“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出处”，经济学宗师佛里德曼（Milton Friedman）[3]也说：“商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他的利润（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4]”。这应该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证诸古今而不缪的应道理了，到了秦朔口中却成了一种缺点。不管元芳你怎么看？反正我是相信佛爷的话了。

再说保守性即学习新知识迟钝的问题，福布斯从2004年开始，每年均采集中国大陆650个左右的城市数据，最终榜单基本涵括了所有直辖市、24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以及具有代表性的56个地级市及11个县级市。2014年汕头排名第79，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汕头的创新指数排53位[5]。2015年汕头排名83，创新指数是55[6]。不必学习而能创新的还真少见。

为了打宝能而把整个潮汕商人群体，乃至潮汕人拖下水，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还不算，人家王石都打退堂鼓了，没有收到过万科资助的秦朔在新的文章里又祭出翻天印，说出潮汕商人多是人格化交易（personal exchange），要想发展需要向非人格化交易（impersonal exchange）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的话来。好在我也有玉虚杏黄旗，玄都离地焰光旗，青莲宝色旗和素色云界旗，管收了他的翻天印。

人格化交易其实也一位经济学大师提出来的，这位大师名叫道格拉斯·诺斯，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先采用这两个词语的文章发表于1989年[7]。不过为国人所知还要等到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拿这个批评温州模式。史晋川认为：基于地缘、血缘、亲缘的商帮在经济活动中根本不可能、也根本无法摆脱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烙印。这种商帮文化存在三个致命的缺陷—— 商帮文化中的“诚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格化交易方式维系的，一旦脱离人格化交易方式的限制，不讲诚信的行为比比皆是；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商帮文化有助于润滑交易以及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同样的，也会导致商帮的封闭性，阻碍商人开拓新的商业和产业领域和形成路径依赖。嗯，什么是人格化交易？人格化交易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换”通过互信保障交易。非人格化交易则主要依靠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即独立于行为双方身份及地位的特殊关系, 坚持机会均等、效率优先、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通过法律形式保障交易。

这个经常被用来批评家族血亲式的交易。不过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合理的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的比例。我们现在提倡法制那是想向非人格化交易迈进的节奏，可是人格化交易是一个必然而且永恒的存在。同时我们也没法子细分那些交易是由人格化造成哪些是由非人格化，更有甚者很多交易其实是介乎人格化和非人格化的。例如我买东西上街角熟悉的小明的店里买，可以是因为我认识小明，也可能是他卖的东西确实物美价廉。我估计如果按交易次数统计的话，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交易会是“人格化交易”，原因很简单，中小企业是主流，而中小企业做的就是本乡本土的生意，刚开始自然是非人格化交易，时间久了，大家熟悉了就成了人格化交易。这个人格化交易占主流起码在中国应该是事实，这点彭淑嫔已经研究过了[8]。以一个普遍现象来作为潮商这个特定人群的原罪，这种做法和栽赃何异？

即便是做外贸的，面对的是全世界的客户，也是如此，开头当然是非人格化交易的货到付款，交易多了对对方了解了，就有人格化交易的先付若干定金就给发货的做法，这也是国际通例了。如果把外贸当成一种非人格化交易，那么外商的投资也可以算非人格化交易，这些汕头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