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当户对还是高攀更幸福？

文/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许文健（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赵耀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婚姻匹配模式是影响个人生活和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婚姻市场中门当户对型匹配比例增加会加剧社会上的收入不平等。不同的婚姻模式也可能给个人未来的生活带来显著不同的影响。一直以来，到底什么样的婚姻匹配才是最好的，一直是社会公众关心的话题。比如，传统上，门当户对和家长制一直是择偶的主要规则，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由恋爱结婚，择偶的标准也更加的广泛。那么到底不同的婚姻匹配模式对个人婚后生活会有怎样的影响？

社会中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角色。一旦个人扮演某种角色或者具备某种身份，就被社会期待地采取某种行为，而一旦他偏离了设定的行为，就会承担额外的成本。比如男性和女性可以看作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与这两种身份相对应的是很多行为框架，比如：男性是家庭的脊梁骨，需要赚钱养家；男性不应该靠女性吃软饭，等等。如果偏离这种行为框架是有额外成本的，并且这种性别角色对行为的约束的确存在，那么我们在考虑婚姻市场的匹配时就应该考虑到男性若找一个家庭地位高于自己的女性，会受到这些习俗观念的影响，承担一些额外的心理成本，从而会减弱他从该婚姻中获得的回报，导致同一种匹配模式对男女的婚后生活影响可能是不同的。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在慢慢提高，工资收入等方面不亚于男性，性别角色起到的作用在慢慢弱化，很多以前都是男性干的事情，现在都可以由女性来承担，但是社会观念的转变往往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因而这种滞后的或者说过时的观念可能还是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也可能会随着不同地方的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文就是试图比较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结婚的夫妻双方各自特征，并且着重研究夫妻双方的相对家庭背景对于他们婚后生活的长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夫妻双方的差异。本文中使用的数据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11-2012 全国基线数据。我们用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用自我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来衡量婚后生活的质量。生活满意度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指标，既能反映身体层面又能反映精神层面的评价。

婚姻市场匹配状况描述

婚姻市场上，什么样的人最后会走在一起一直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也就是说结婚的双方各自有怎么样的特点。这部分我们将描述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中国婚姻市场的匹配模式，探讨随着各项制度的变化、经济的发展、观念的变迁，婚姻匹配模式有着怎样的变化。

这儿我们主要考虑三个维度的匹配情况：年龄、教育程度、家庭背景。考虑到女性一般会找比自己大一些的配偶，我们将年龄分为以下三组：（1）女性45-54岁，男性47-56岁 （2）女性55-64岁，男性57-66岁 （3）女性65-74岁，男性67岁-76岁。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父母最高教育程度）都分为五类：（1）文盲 （2）小学未毕业 （3）小学毕业 （4）初中毕业 （5） 高中毕业及以上。从表1中可以看到，女性绝大部分都会选择年龄略大于自己的男性结婚，例如：年龄在45-54岁之间的女性有76%的都与年龄在47-56岁之间的男性结婚。在教育程度方面，可以看到更多的女性会选择与自己教育程度相同或者教育程度高于自己的男性结婚，例如：小学未毕业的女性中只有9.4%与比自己教育程度低的男性结了婚，剩下的90.6%都是与自己教育程度相同或者高于自己教育程度的男性结婚。而且不难看到，教育程度差别越大的，结婚的比例越小，例如：一个小学毕业的女性与文盲男性结婚的比例是6.0%，而初中毕业的女性只有2.2%的人选择与文盲结婚，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丈夫只有1.5%的是文盲。最后是家庭背景的比较，可以看到对于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而言，丈夫的家庭背景为文盲的比例很高，主要是因为受访者的父母那一代人基本上都是1950年代以前完成教育，当时很大比例的人都是文盲。除去文盲这一类人不考虑，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与自己的教育类似：家庭背景相差越大的人群组合在一起的比例越低。

为了看到婚姻匹配模式随着年代的不同而发生的改变，我们在图1 和图2中描述了随着结婚时间的不同，丈夫和妻子的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的比较。在图1中，可以看到随着结婚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妻子教育程度高于丈夫，而越来越少的丈夫教育程度高于妻子，特别是在1980年以后，趋势变化很明显。这个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女性教育程度在改革开放后快速提高，另一方面也与社会观念发生变化有关：越来越多女性可以接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丈夫，越来越多男性可以接受教育程度高于自己的妻子。

图2中反映出1980年代、1990年代结婚的夫妻中妻子家庭背景更好和丈夫家庭背景更好的比例都在提高，也就是说门当户对的比例越来越低。可能的原因就是197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受访者的父母基本都没有接受过教育，因而大部分都是文盲，19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受访者的父母很多都接受了教育，因而表现在家庭背景上就体现出了差异性。另外可以看到，婚姻匹配中由丈夫家庭背景更好逐渐转变为更多家户中妻子家庭背景更好。一个可能原因是1960年代及以后教育程度高的家庭里更可能生女儿，使得结婚的夫妻双方中女性家庭背景好的比例上升。

图3我们将婚姻市场的匹配与生活满意度结合在了一起。对比可以发现男女在不同匹配模式下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具体来看，我们将样本根据家庭背景分为三组：丈夫家庭背景更好，一样好（门当户对）和妻子家庭背景更好，然后分别画出这三组中丈夫和妻子各自的生活满意度的均值。整体来看，丈夫的生活满意度普遍高于妻子，在三个组别当中，都是丈夫的生活满意度更高。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丈夫家庭背景更好时，夫妻双方的生活满意度相比与其他两组都是最高的；而当妻子家庭背景更好时，双方的生活满意度都是最低的。

回归结果

前面只是单变量的描述，为了控制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还做了多元回归分析。由于被解释变量(生活满意度)是离散的，并且不同选项之间差异是不同的，因而本文采用了有序probit 模型，并主要考虑两种模型设定：加入县的虚拟变量和社区的虚拟变量。为了描述方便，我们用“高攀”表示女性嫁给一个家庭背景比自己更好的丈夫，或者男性娶到一个家庭背景更好的妻子；用“门当户对”表示与配偶具有相同家庭背景；用“下嫁/下娶”代表女性嫁给家庭背景差于自己的丈夫或者男性娶了家庭背景差于自己的妻子。

首先，我们对所有女性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高攀会提高女性选择“极其满意”和“非常满意”概率，分别相当于平均水平的24%和14%；降低了选择“不太满意”的概率0.019，相当于平均水平（0.136）的14%；降低了选择“一点也不满意”的概率0.005，相当于平均水平（0.029）的17%。在加入了反映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及其与婚姻匹配变量的交叉项后，我们可以发现，高攀与该经济发展状态的交叉项的系数为负的。这个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高攀对女性影响越弱。这个与我们前面的假说相一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女性地位相对较高，性别角色对行为的影响较小，此时高攀对女性生活影响很小。

然后，我们对所有男性样本做了类似的回归分析，发现高攀和门当户对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通过这两组实证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匹配模式对男女婚后生活的长期影响有着显著的差异。如前所述，社会对于不同性别的期望可能是导致该差异的主要原因。这个社会规范也是会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只是很多时候观念的演变可能会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女性的地位也相对较低，婚姻对于这些女性而言不外乎第二次提高自己的机会（第一次是教育），因而婚姻市场的不同匹配模式影响较大。而在经济发达地区，女性的地位相对较高，经济上比较独立，婚姻对她们而言，作用就相对较弱。除此之外，地理位置也会影响到性别角色和社会舆论产生的作用：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人们接受新鲜观念的时滞较长，观念相对而言比较传统和保守，因此性别角色和社会舆论起到的作用相对会更大；而在中心地方，信息传播较快，人们接受新鲜观念的能力较强，因此性别角色和社会舆论起到的作用相对会较小。

在中国，城乡在经济发展和婚姻家庭观念方面的差异都非常明显，这可能也会导致城乡之间婚姻匹配模式跟生活满意程度之间关系的不同。所以我们还将样本分为城市和农村，分别看婚姻的影响有什么异同。结果表明在农村女性样本中，高攀和门当户对的影响非常显著，而且系数都要比前面总体女性样本回归的系数更大。但是在城市女性样本中，这两个影响都不显著。这个结果与之前的分析相一致，也就是说在比较落后的地方，观念相对滞后，女性地位较低，婚姻才会成为影响女性生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女性嫁给一个家庭背景更好的丈夫带来的婚后幸福感的增加才更大。而在相对发达的地方，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经济也比较独立，不需要过多地依靠丈夫生活，因而婚姻的影响并不显著。为了做一个比照，我们也对男性样本做了同样的分城乡样本的回归。结果发现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高攀和门当户对的效果都不显著，再一次表明男性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主要取决于婚姻匹配之外的其他因素。

研究结论

婚姻市场的匹配是影响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前中国所经历的男女比例失调、经济制度的变迁、性别观念的转变都给中国婚姻市场的匹配模式带来了很多影响，因而了解过去这几十年中国婚姻市场的匹配情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CHARLS数据，首先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结婚的，夫妻双方在教育、年龄和家庭背景方面的匹配模式，然后试图研究相对家庭背景对个体婚后生活质量的长期影响，并探究这个影响对男女的影响是否一致，以及是否存在地区和城乡的差异。我们发现，随着经济大发展、观念的改变和女性地位的提高，婚姻中妻子的教育程度提高很快，男女教育程度一样的比例大大降低。相应的，婚姻中，男女家庭背景的差异化在逐渐增大，门当户对的比例大大降低。回归的结果发现女性在嫁给一个家庭背景好于自己的丈夫时，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但是这种效果更多地存在于经济落后的地方，且只存在于农村。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影响相对较弱，在城市则完全没有影响。另外，不同的匹配模式对男性生活满意度却没有显著影响。本文提出一个假说来解释该异质性，即：男女社会角色的差异。

关于中国的婚姻市场还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可以继续研究，例如中国社会上的择偶标准是怎么样？这个择偶标准又是如何演变的？体制和政策上的变化如何影响婚姻市场的匹配或者择偶标准？例如，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性别比的失衡，显然会增加男性之间的相互竞争，从而影响到婚姻市场的匹配模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数据所限，我们只分析了1990年代以前结婚群体的婚姻匹配，未来我们可以利用最近的数据，对于近期的婚姻市场状况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感谢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纪念加里·贝克尔学术研讨会”上参会者对本文所给予的建议。作者还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本文改写自《经济学（季刊）》，原题：“高攀的婚姻更令人满意吗?婚姻匹配模式及其长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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