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世纪的英国教会有贪腐恶名?

观点 · 2014-11-14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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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王朝最有名的君王,是亨利八世(1491-1547,1509登基)和他女儿伊莉萨白女王一世(1533-1603,1558登基)。八世有几件事后人议论不断:(1)有过六个妻子,杀害了其中好几位。(2)连年征战,耗尽亨利七世辛勤留下的资产。(3)为了与首任皇后(是西班牙的公主,也是八世哥哥的元配,女儿玛丽信仰天主教,登基后迫害基督徒,史称血腥玛丽)的离婚问题,得不到梵蒂冈教皇许可,改奉英国国教会(Anglican),迫害天主教人士,征收教会财产。

从宗教史的角度来看,八世的作为残虐无道,但长久以来民间对教会的批评,也给了八世整顿教会的借口。社会史学者大都认为,教会的贪腐是道德衰败(权力造成腐败)。经济史学者另有观点,认为在一教独大(天主教势力强盛)的宗教市场结构下,教会的行为模式,和「追求财富极大化的厂商」,基本的行为模式类似:教会管理财务的方式并不是道德衰败,而是面对竞争与生存压力下的理性作为。

问:经济学家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吗?教会的作为有目共睹,例如八世时的枢机主教Thomas Wolsey(1473-1530),不但有情妇、财富可观,还掌控政治、外交、军事大权,国内外树敌无数。如果以Wolsey为代表人物,怎么能说这是教会的理性作为?当时教会权倾一时,掌控主要资源与人脉,哪有什么市场竞与生存威胁?

答:粗略地说,都铎王朝取代金雀花王朝时,大约也是从封建领主走向国家体制的阶段。封建体制逐渐衰退,国家的角色明显提升,领主不再有能力当保护者,国家拥有税收权与强大的军队。天下开始三分化:国家保护子民免于国外的威胁;封建领主提供地区性的保护与司法权;以罗马天主教为首的教会,提供宗教服务、慈善事业、医疗照护。

然而一山不容二虎,西洋棋盘上虽然国王与主教齐肩,但双方的权力已走向一长一消的不归路。到八世时就完全不遮掩了:透过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 1485-1540,1532-40年间是八世的重臣),系统地迫害教会没收财产。为什么八世对教会这么不友善?因为从中世纪初期起,教会就是最庞大的政治机构,罗马的教宗是跨越国界的皇帝,透过庞大的统治阶层(以大主教和枢机主教为代理人),从各国吸取财富与权力。

问:教会通常提供宗教服务(祈祷与受洗)和社会服务(慈善济贫),修道者过着守身(不婚)与清贫的戒律生活,接受信徒的供养与捐赠,修道院提供教士基本生活与老年退休保障。这样的模式,在14世纪中叶之前相当成功,之后就逐渐衰落。例如部分的慈善救济功能,被私人的救济机构和国家取代,宗教市场的独占性,被基督新教(Protestant)分占。天主教的独占优势受到威胁,宗教市场出现新局面。八世和罗马教皇的关系,因离婚问题而决裂,英国的天主教版图受到重创。这个过程和产业的兴衰有几分神似。

答:宗教史学者和社会史学界,对这些过程已有很好的理解,他们的共同重点之一是,天主教在长期的独占阶段,在权力、财富、政治上已不避嫌,另一方面就会疏忽本业:对济贫与照顾老弱的投入不如从前。最为人诟病的是,教会高层生活舒适,追求扩大地盘,违反教会的初衷:济贫与奉献。在政治权力结构上把持过久,也必然树敌无数。八世对教会的整顿并非一时兴起,也不是一意孤行,没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怎能拔除根深柢固、盘根错结的天主教势力?

这些众所皆知的史实,重点在解说教会因道德衰败而崩解。但这个观点忽略了一个更根本、更需要向前一步追寻的问题:什么原因导致教会道德衰落?换句话说,我们要问:在英国的天主教崩解之前,为什么它的社会地位已先衰落?
经济史学者提出一种见解:八世之前的天主教和独占性产业一样,面临市场的各种竞争与威胁,同时又要追求本身的利益极大化,不得不在财务上积极累聚。用厂商竞争理论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理性的响应策略」,不是单纯的贪污享乐腐败,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必要之恶。

因为天主教会早已感受到,政治圈与宗教界的不友善气氛,也知道终将面临的命运。教会的自保策略,是从政治圈逐渐抽身,另一方面要获取经济利益,希望保留回转的余地。八世的执政团队看准这点,直接「抄产」(逼没教会的资产)。天主教的影响力迅速衰退,被八世主导的国教会(基督教)强力取代。八世身兼教会最高领导人,政教大权集于一身,与罗马教廷抗衡。

问:你讲得太简略,有许多论点需要具体证据逐点说明,否则让人感觉只是意见而非史实,宗教史与社会史学界无法理解,更不易接受。

答:当然,请容细表。提供圣灵服务的神职人员称为secular clergy(世俗的教士),负责平民百姓的灵性生活;负责物质面事务者(例如济贫与医疗照护),称为the religious(修士、修女)。中世纪的教会有两项主要功能:(1)从世俗面来说,提供宗教服务给王室与平民。(2)从修道院的角度来说,提供好几项「保险」功能:1154年之后,提供给僧侣(出家众)的生活与住宿,费用约占宗教社群支出的18%。

世俗面的服务,例如祈祷、各类仪式典礼、主持公道、提供咨询,这也是教会的收入来源之一。例如1420年时,约克郡教会提供婚礼服务,收费4便士、丧礼6便士、妇女产后祈祷净身费,每个小孩1.5便士(因为有可能双胞胎),也收取诉讼和遗嘱认证费。中世纪初期通常只有神职人员识字,王室需要宗教服务与协助,王室提供教士各种利益,例如在教会内设立某个职位,提供所需的经费,称为圣奉(benefices)。教皇与高阶教士,向王室或贵族提供的服务会得到圣奉,可减轻教会经济负担。

修道院的收入有两大类。世俗的收入,主要来自修道院的各种资产收益,用以支付庞大的开支。以约克郡Meaux地方的西多会(Cistercian)修道院为例,1393年时有26位修士与57位仆役;林肯郡的圣玛丽修女院,1537年时有102个人,26位是修女,其余是各式的劳动者与仆人:磨工、面包工、制鞋者、裁缝、洗衣、种地者、医者。虽然没有完整的账目记载,可以想见修道院的年度开销不低,主要的来源就是世俗的收入。修道院拥有大量土地,通常扮演领主的角色,向佃农收取各种费用;还有从领地内森林、田园、矿产、石矿坑的各项收益。

圣灵服务是次要的收入,例如捐赠所得的十分之一给教会(tithing,什一税,可用现金或实物缴纳),在公元944年时已是英国的法律规定。教会用这笔收入的1/3供养神职人员,1/3修葺教堂,1/3济贫。13世纪时,什一税的支出已不依照这个比例,穷人收到的救济变少,教会要求信徒修理教堂。什一税被僧侣挪用,牺牲穷人的利益,甚至还有欺骗的事发生。

什一税的原意,是作为「加入教会的会员费」,未缴纳者会被驱离。中世纪时若被教会驱离,等于是宣判社会性死刑。缴纳什一税之后,并不代表可以免费使用教会服务(例如丧礼与诉讼),犹如俱乐部在年费(有使用权)之外,还要收取单项服务费。

在什一税之后的收入来源是自由捐献,包括宗教用品、「香油钱」、捐赠金钱与土地。这类收入没有明确的账目可查,各地的状况差异很大。到中世纪晚期,这一直是重要的来源,尤其是瘟疫发生过后,保佑性的捐献会明显增加。另一项形式是捐赠土地或金钱,以信托的形式让教会做善事。中世纪的医院和学校,通常由教会主导,也因而是这类「信托基金」的受赠者。这可以解释为何修道院的资产,大多来自「继承」(富人逝后的捐赠),而非购买或交换。

问:感谢你用这么大篇幅,解说教会的收支项目,但这和宗教界的竞争有啥关系?

答:教会最重要的事,就是确保自己的存在性(不会被宗教市场淘汰),信徒的忠诚度与信任度是重要指标。信徒不是中世纪英国教会的主要忧虑,最担心的是另一项威胁:王室觊觎教会的丰厚资产,从13世纪开始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直到八世逼迫天主教崩解。教会在国家长期的威胁下如何自保?很简单:加紧聚敛厚增财力,补回被王室夺走的损失。换言之,教会为了维护本身的财富,又面临无法抗拒的威胁,不得不用各种手段聚敛财物自保。从教会的角度来看,这是理性的自卫行为,从民间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贪得无厌的道德衰败。

问:请用具体数字支持这个奇特的论点。

答:面对王室的巧取豪夺,教会(修道院)的对策很可以理解:减少社会性的开支(慈善济贫与医疗照护),另一方面尽力积蓄以防寒冬(政治迫害)。民间看到教会采取缩手政策,自然把原先要捐献的款项,转给非教会的慈善团体。换言之,教会遇到双重困境:王室的威胁与夺取、民间的撤资转向。八世怎么可能在短期内,摧毁盘据宽广、扎根甚深的教会体系?他只是放下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挥摧枯折腐的效果。

若把眼光往更早期挪,就可以看到八世不是第一位迫害教会的君主。英国与法国的争战从未中断,只要打仗缺钱,君主立刻想到目标最明显、最不会迁移、最富有的金鹅:教会与修道院。反过来说,教会体系从长久经验得知,君主才是他们天敌,但又必须与王室共存,才能政教合一。这是只能共享乐不能共患难的黄金拍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试举几个实例。爱德华一世(Edward I,1239-1307),1295年夺取法国克吕尼(Clunia)教派的房地产。爱德华二世(Edward II,1284-1327),在1308-12年间做过更激烈的举动:解散48个宗教团体(目的是占用财产)。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1312-77)在133年时,也占用克吕尼教派的房产(数目不详),直到1361年与法国有短暂和平时才归还。这期间还有不少教会资产被王室充公,在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1367-1400)时,还把某些法国教会的资产转赠英国教会。1350-1414年间,至少有70多处的外国修道院被查封。

15世纪之前,王室通常把征收的外国教会资产转赠给英国教会,之后国库紧缩时,就直接归属王室。这些事在亨利五世、六世时都发生过,本质都相同:王室侵占外国教会财产,但不对本国的教会动手。王室对国内教会初次动手,是1404年下议院请求亨利四世,把教会的「世俗收入」转征国防用途。此事在1410年又发生过一次,但因Canterbury的大主教出面而作罢。

到了八世时就不遮掩了。1518年Wolsey枢机主教,首次征没本国教会资产,1524-9年间对30家修道院下手:1524年征收4个修道院、1525年17个、1527年3个、1528年5个、1529年1个。这些资产用来设立好几所学院,其中有一所称为枢机主教学院(Cardinal College),就是今日位于牛津的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这些没入的资产也用在别的用途,也被挪为私用。

这一连串的攻击,只是废了教会系统的修道院,教会还持续提供世俗面的服务:祈祷、告解、婚丧礼仪、受洗、弥撒。八世因离婚问题与罗马决裂后,王室与天主教会的关系降至冰点,几位宗教领袖下狱问死,国教(基督新教)势力抬头,直到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1537-53,1547登基,在位6年5个月)。到了八世的女儿玛丽女王(Mary Tudor,1516-58,1553登基,在位5年4个月),天主教势力回升,迫害基督徒,史称血腥玛丽。玛丽的妹妹伊莉萨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1558登基,在位44年7个月),改奉温和派的基督教。

简言之,单是在都铎王朝(1485-1603),教会与王室的关系数度起伏,修道院的财产与生命几经浩劫。天主教这个「产业」历经多次存亡危机,当然必须积极累积财富自保,才能在寒冬中存活。你认为这种积聚是贪腐,还是生死威胁下的理性作为?

问:听起来有点道理,也有些零散的数据支持。这些事情历史学者也知道,经济学者要有更完整的统计,才较有说服力。

答:那是1536年间,大约是明代中期,今日能找到零散数据就不错了。我们没有长期数字,说明教会的慈善事业质量下降。但宗教史文献中,对王室迫害日益严重、慈善事业质量下降的证据倒有不少。举个较具体的数据:Durham地区有个修道院名为Finchdale,1409-10年间收入187镑15先令1便士。它的救济支出约2镑10先令3便士,大约是总收入的1.3%,翌年占10%。1442-3年间收入177镑14先令6便士,救济支出11先令5便士(约0.3%)。这是现金部份,不包括实物救济,如果两者合并计,也不超过5%。

另一个例子是Lancashire地区,一个名为Whalley的西多会修道院,1477年的救济支出,占总收入的4%,1527年2.25%。1521-2年间,Worcester地方的Cathedral Priority,慈善支出占2%。宗教学者得到明确的结论:在修道院的优先级表内,对贫民开支的比例一路下滑。

另有一项研究数据:八世崩解修道院之前,210个修道院的年度总收入约1万镑(1535年),其中作为慈善用途的总额约2,700镑(3%)。原本规定修道院要用圣灵服务收入的1/3济贫,假设圣灵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1/4,慈善总额应该占总收入的8%才对,但实际上只有3%。很多声音质疑这5%蒸发到哪儿去了?社会对教会的信任感,在15-16世纪期间因而一路下滑,副作用是捐赠的热情也跟着降温。
精确地说,1480-1500年间的社会捐赠,约占修道院总收入的60-70%,之后开始下跌。1520-40年间(八世整顿修道院时期),从50%迅速跌落到1550年代的10%左右。这个情况延续到1600年,没有明显改善。

或许有人会问:会不会是因为基督新教日益兴起,抢走社会的捐献?应该不会,因为如前所述,这个下降的趋势从1500年起就很明显,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517-21),当时还没这个影响力。如果1500年是教会慈善支出的转折点,主要原因是民间对教会热情的整体性滑落。

问:你讲得这么复杂,我只听懂一个重点:近代国家的兴起,一方面造成封建领主的衰退,二方面造成传统宗教(英国天主教)衰退。所以宗教的衰落,不只是各教派之间的竞争,国家的威胁更大,王室才是宗教的天敌。君主的信仰的变化(例如八世从天主教转奉基督新教,大女儿玛丽天主教,二女儿伊莉萨白基督教),是造成英国教会兴起衰落的主因。

答:另一个重点是,以英国天主教为例,在面对王室迫害时,必须缩衣节食(减少慈善支出)累蓄财力,才能度过不知天日的酷寒。这不是教会贪腐与道德衰落(原本应支出总收入的8%做慈善,实际支出3%),而是求生存压力下的理性作为。反过来说,在安全可靠的封建领主制时代,修道院的收入稳定地位明确,就可以大方做慈善公益。

长期处于优势的天主教,在八世的严苛迫害下明显失势,基督新教能迅速补位的原因有三:(1)王室主导成为英国国教;(2)利用新兴的基督教,清理天主教的政经势力;(3)英国和欧洲北部的新教地区,隔海(英吉利海峡)对唱,日耳曼地区在新教上团结,对抗罗马的拉丁天主教圈。

参考书目
Clegg, Nancy and Clyde Reed (1994):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the church in Medieval Englan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1:2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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