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大学的量化分析框架

观点 · 2014-10-29

作者：佚名

No Money, No Talk：办“顶尖大学”的经济学

《金融时报》9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Who are the Chan Family?”的文章，报道恒隆集团创办人陈曾熙后人创办的晨兴基金会向美国哈佛大学捐款3.5亿美元，成为该大学历来收获最大笔捐款。为纪念陈曾熙，哈佛特意将公共卫生学院冠名为“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是继“肯尼迪政府学院”后，哈佛第二个以个人命名的学院。该善举已成为时下舆论热议的焦点，本文借此机会探讨教育的本质，并提出一个“顶尖大学”的量化分析框架。

教育的本质

在找工作时，应聘人往往对自己的能力比雇主知道得更清楚。设想市场上有两种应聘者，高能和低能者。假定能力高低是天生的，与后天的教育无关。面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能力高的人比能力低的人有更强的动机把有关自己能力的信息传递给雇主，而这一信息对雇主来说是有价值的。但问题在于，能力低的人也同样会宣称自己属于高能。因此，高能者为传递其为高能者的信息而所要采取的行动必须是低能者很难模仿的。

斯彭思教授(Michael Spence)的模型研究了用教育投资的程度作为一种可信的传递信息的工具的问题。在他的模型里，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它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或“发出信号”表明自己是能力高的人。斯彭思教授确定了一个条件：在此条件下，能力低的人不愿意模仿能力高的人作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以示意自己是能力高的人。这意味着做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对能力低的人来说边际成本更高，比如，能力低的人学习起来比能力高的人要更费劲。斯彭思教授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下，虽有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具备信息的应聘者可通过教育投资程度来示意自己的能力，而雇主根据这一示意信号便可区别不同能力的人。

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人愿意花重金上名牌大学或念高学位----名牌大学和高学位都是应聘者向雇主发出的信号，表明他们聪明而勤奋。

教育是投资，投资有风险

但是，这种示意方法是有成本的,有时这些成本远远超出教育本身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华人世界普遍存在“过度教育投入”问题，诸多家长花费巨资将子女送往海外大学镀金，却造就了大量的“海待”。暂以2012年的MBA项目为例(因有公开数据)，表一列示12家美国大学2012年MBA毕业生的基本资料。这些课程都得到美国三家主要周刊的高度评价，排名在100名以内。其中Oregon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和科罗拉多大学都是美国州立大学的佼佼者，而Rensselaer工学院、Syracuse和圣刘易斯大学也在私立大学中口碑不错。尽管费用不菲(除纽约州立大学Buffalo分校外，都在5万美元以上，圣刘易斯大学更超过10万美元)，但一半以上的MBA学生在毕业时仍不幸地未能找到工作。而排名未入前百名的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MBA毕业时仍未找到工作的比率高达90%。

表一：就读2012年部分美国MBA课程的回报惨淡

莘莘学子们如何根据其潜力，从投入的宝贵时间和金钱中得到最好的回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实为第一快捷方式!

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小案例：2008年同时被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录取，去哪间?根据2008年全球唯一、由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Times Higher Education)和Quacquarelli Symonds机构(QS)联合发表的《泰晤士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学排名》，卡内基梅隆和多伦多大学分别名列第21和41名，当然去卡内基梅隆大学。

2010年QS与泰晤士散伙并继续采用固有的排名方法，运用学术同行问卷调查(占权重40%)、雇主问卷调查(10%)、教师/学生比例(20%)、单位教师的论文引用率(20%)和国际师生的占比(10%)来衡量世界大学。而泰晤士则在2009年宣布独立后，宣称以“具公信力、透明度及精确性”的原则，对其大学排名的准则作出了调整，运用13项数据作为评价指针，“教学质量问卷调查”和“研究的国际学术界声望问卷调查”分别占权重的15%和19.5%。总部在沙特阿拉伯的Center For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简称CWUR)自2012年发布了自称是世界上唯一不依赖调查和各大学提供资料的全球最好大学排名。CWUR通过教学质量(占权重25%)、毕业生就业率(25%)以及教师素质(25%)在内的8个指标评定出世界上最好的1000个大学排行榜。

三个排名榜应该带给大家更多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但事实并非如此。表二显示，除了哈佛、斯坦福、牛津、麻省理工、剑桥、普林斯顿和芝加哥大学的排名在三个排行榜都稳居前10名内之外，其他学校的排名往往相互冲突，让人无所适从。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和香港大学(国立新加坡大学和澳洲国立大学也类似)的QS排名分别为第25和26，但泰晤士排名则为第8和43，CWUR排名为7和155，简直是天壤之别。另外，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的QS排名分别为第四、五名，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乔治亚理工学院在泰晤士排名是第28，比QS和CWUR排名高出55位以上。另一厢，希伯来大学的CWUR排名为第21位但却不入QS和泰晤士排名的百大。最后，卡内基梅隆和多伦多大学的2013年QS新排名分别为第57和17名，CWUR为第51和29名，多伦多大学似乎在短短的5年间后来居上。2008年弃多伦多而入读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学生看到上述信息后情何以堪?

表二：三项排行榜排名大多相互冲突

十年植树，百年育人，大学的品质优劣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其实，所谓“公正、客观”的排名最大问题在于其采用的评比指标(如问卷调查)很主观，许多实际上与大学的整体质量关系不大(如国际师生占比)，权重也没有一定准则，只要将不同指标的比重稍作更改，排名就可能有大幅变化，大家切勿将有关自身前途的决定让这样的排名左右。

一流大学三要素

笔者20世纪80年代在纽约大学读书期间，有幸学习了斯彭思教授的模型，对“顶尖大学”的量化分析产生兴趣，开始收集相关数据，再根据本人在海内外九家大学的教学经历，总结出我认为一流大学必备的三要素：具备充裕的财政资源、吸引大批的睿智教师和培育众多的聪颖学生。三位一体、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是具备充裕的财政资源，要招揽大批睿智的教师和众多聪颖的学生是要花大代价的。而旗下大批的睿智教师和众多的聪颖学生则是一流大学的充分条件，他们是最宝贵的资产，能吸引源源不断的捐款。衡量美国顶尖大学校长的工作表现就是看募捐多寡，而这些募捐也给善翁们名留青史的机会，解释了为何大学捐款锦上添花者众，雪中送炭者少。这就是“顶尖大学”的经济学。

财政资源的充裕程度就像公司一样由流量和存量指标来衡量。存量由校产基金(endowment)代表最恰当不过，至2013年6月底，美加835家大学校产基金的市值达4486亿美元，其中82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流量则反映学校将来的财源，现在和近年的募款表现应是所有预测模型的基本要素。表三列示上述学校的募款表现和校产基金。斯坦福大学2011年度募款7.1亿美元，再次夺冠，在2001-10年间累计募集捐款46.7亿美元(以99年货币计)也超过了哈佛。但是，斯坦福2013年度187亿美元的校产基金还不到哈佛的六成，而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以上四校合称HYPS)的校产基金也高达208和182亿美元，令人叹为观止。剑桥和牛津的校产基金各为49和40.3亿英镑,第三名爱丁堡大学的校产基金仅为2.84亿英镑,加拿大第一的多伦多大学校产基金15.9亿美元。HYPS占据着美国、乃至世界顶尖大学的财力高地，任何学校都难以望其项背。

即使2011年募款名列40，Dartmouth也募得1.47亿美元(这也是为何Dartmouth和布朗大学被称为常青藤中的小藤),2001-10年累计募款9.6亿，37.3亿美元的校产基金傲踞第22位，美国顶尖大学的吸金能力由此可见一斑。卡内基梅隆大学2011年募款0.79亿、十年累计募捐4.9亿，校产基金13.7亿美元，如此财力，别说世界排名二十几，就连保住前50名恐怕都力有不逮了。表一讨论过的科罗拉多、Oregon和Syracuse大学的财力尚在前百大，而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和圣刘易斯大学吸引捐款的能力都在150名以外了，它们的MBA课程排名似乎与其所能支配的财政资源不相称，难怪让冲着其排名去的学生们失望。

表三：衡量大学财政资源充裕程度的三项指标

表四列示了其他名列前茅的美国大学的财力数据。不计HYPS, 十大私立大学比十大州立大学有更充裕的财政资源，都具备了世界顶尖大学的经济基础。州大的财政往往受州政府削减年度拨款的影响，但有赖于成功的募捐，与私校的差距并未进一步拉大。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校产基金的排名更分别从1994年的第24、81和67名飞跃升到2013年的第8、29和32名，奠定了它们如今的江湖地位。

表四：美国顶尖大学财力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