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国城市群的胜利

　　

　　从美国、日本的经验来看，人口存在向大中城市群集中的普遍规律。但随着人口密度的迅速上升，“大城市病”也逐渐显现，发达国家通常选择发展周边城市以缓解“大城市病”。同样在中国，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新型城镇化无疑是缓解“大城市病”的一剂良方。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接受《北大金融评论》专访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未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一定是超级城市和都市群，这是因为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的收入增加会产生对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更快的需求，诱导经济增长的源泉发生结构转变，会逐步向超级城市和城市群这些空间转移。

 

 

 

　　张军：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未来一定是大城市驱动经济发展。过去，由于大城市受到空间等诸多限制，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主要发生在中小城市，像广东的东莞、佛山，江苏的昆山、江阴、宜兴等。但当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收入效应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需求开始递增，此时中国经济必然要经历一个空间上的转变，经济增长的源泉开始从中小城市逐步向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转移。金融、贸易、通信等现代服务业在大城市有相对优势和足够市场的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业也是如此，原本可以在县城完成的制造业需要发展为技术含量更高、需要系统集成的产业平台，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研发、专利、技术集成和高端服务，是最理想的场景。所以大城市发展是必然趋势。

 

　　实际上，过去10 多年，中国的生产性要素在向超大城市转移，超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在提高，它所产生的大量就业机会吸引年轻的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口集中流入，城市的规模也不断扩容。现在深圳和杭州成为中国流入人口最多的城市就是这个道理。随之产生的都市圈的概念便是指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受到大城市的外溢和辐射，靠近超大城市的其他中小城市通过供应链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与超大城市联系在一起。

 

　　之前特意打造的特色小镇可能会慢慢失去生命力，因为现代城市建设还是依赖于现代工业供应链和经济流量，特色小镇只能是旅游度假的地方，是没有经济活力的城市概念。

 

 

　　张军：“县级竞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张五常教授提出的，主要是对上世纪90 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机制做出的描述。现在大城市开始主导经济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超大城市可能会把一些下属的县变成城市的区，以扩大城市配置资源的规模范围，可以创造并容纳更多的就业、居住和产业空间。

 

　　如果说上世纪90 年代是县级竞争在主导，那么今天是超大城市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大城市之间好像形成了一些互补关系，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关系都不是刻意界定的，并不是说纽约成为金融中心，波士顿就不能成为一个金融中心。观察一些超大城市的经济功能，要看整个经济流量的空间分布情况，不然就难以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更不能认为城市功能定位是政府给的。

 

　　我们看到一些大城市在某些方面发展得比较好，很大程度上就是路径依赖的表现。比如，纽约过去是大港口，来自全世界的资本、人才、货物汇集于此形成口岸，而为解决融资问题，华尔街应运而生，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金融中心都是港口城市，如果没有港口，不能成为要素流动性极强的地方，就很难形成对金融的需求。

 

　　其实，波士顿和芝加哥同样有很多金融机构聚集。一个国家并非只有一个金融中心，有时候一个往往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于大国。但一国能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就很幸运了。我不排除国家利用一些政策推动，希望一些具备成为金融中心条件和潜力的超大城市能在发展金融上主动地作为，加快建成金融中心。过去，上海就有“远东金融中心”之称，上海开放后又重新定位成金融中心，作为国家战略，国家和当地政府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提供很多政策促进金融业在上海更好地发展。这样做的前提是，上海确实具备成为金融中心的大部分条件，现在看来努力是有成效的。

 

　　至于上海最终能否建成全球数一数二的金融中心，我想只有上海自己努力可能还不够，还取决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能否上升。如果中国未来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上海应该能水到渠成地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而且依照上海现在的排名来看，未来成为要的全球金融中心，应该说指日可待。

 

 

 

 

　　张军：过去几十年，我国超大城市之间总体上没有太多合作，因为每一个超大城市都有要辐射的地区范围内的城市和地区，比如，上海辐射长三角地区，北京辐射京津冀地区，深圳、广州主要辐射粤港澳大湾区。这样形成的都市圈和城市群能够让周围的中小城市更紧密地与超大城市在经济上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中国经济的多个增长极。

 

　　在每个区域增长极的内部，城市之间的融合会更好推动聚集生产要素和资源，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融合是指要素在区域内部能够跨越行政边际快速流动，这样的要素流动会在产业链上形成更合理的分工协作，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从区域内部来讲，这不仅取决于行政隶属关系，也取决于市场力量，而市场力量中很重要的是地理位置。随着经济发展，我认为市场力量越来越大过行政隶属关系。例如，苏州的经济发展得好是因为它靠近上海，而不是因为它隶属于江苏；深圳经济发展得好不是因为它隶属于广东，而是因为靠近香港。地理因素所代表的市场力量会大过行政隶属关系，地理意义上的紧密经济联系，可以帮助一个区域内部形成完善的供应链和产业链。

 

　　就江苏省来说，南京是省会城市，但江苏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还在苏南。苏南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与上海形成了经济的一体化。这当中交通便利是很重要前提。相反的例子是南通，南通也紧邻上海，但过去由于交通不方便，与上海隔江相望，不能很好接受上海经济的外溢和辐射。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推进，开始改变这一局面，隧道和高铁等先后建成，南通紧邻长江、面向大海，靠近上海的地理优势一下子凸显起来了，我相信未来10 年，南通必然很快受到上海的辐射带动而获得快速的经济发展。现在南通提出的发展战略是，靠江、靠海、靠上海。确实如此。

 

　　可以预料，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推进，一个城市可以通过接受来自超大都市的经济辐射发展得更好。临近上海的浙江北部地区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随着苏南经济的持续发展，苏北的城市也一定会被逐步辐射带动，安徽也是一样。长三角区域的城市间会互相联系、合作、发展。

 

　　在我看来，中国若干年以后，大的区域融合现象会更加明显。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可能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两个发动机，长江上游的双城都市圈，也就是重庆和成都也将有非常大的辐射能力，带动长江上游地区更快的经济发展。

 

 

　　张军：我认为需求不会被抢夺。开放了国内市场后会成为全球市场，从长远来看，国家和企业都会更加明确自己未来的强项在哪里，会有明确的发展方向，而不开放总是守着已有的东西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在哪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对全球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一个大市场。在这样的大市场中，产品是不可能全部在内部生产和交易的，也不可能把全产业链放在这一个市场中。不然的话，中国就陷入了自循环了。自循环的一个后果是经济“内卷化”，跟全球的经济隔离开来了。

 

　　开放我们的市场准入对中国未来长远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不需要担心需求被抢夺的问题。现在的很多领域中，消费品和大量食品进口是远远不够的，中国长期以来的对外开放，其实主要还是出口我们的产品，是用人家的市场，中国自己的市场一定要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理应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作更大的贡献。美国和欧洲的自由大市场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开放一定是双赢的。

 

 

 

　　张军：深圳的房价反映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便有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但是广东的城市化进程还比较慢。深圳的经济体量相当大，可是城市空间依旧紧张，不像长三角地区有很多卫星城疏散大量人口。深圳周边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高，基础设施做得不够好，交通还不够密集和发达。

 

　　深圳周边地区的城镇化进度妨碍了整个片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我们看到惠州的城市空间很大，但整体的建设水平并不能很好地对接深圳，如果可以把深圳与东莞之间地铁等交通打通，相当于深圳在超越行政区划以外扩容，我相信会对深圳的房价有良好的调控作用。而在长三角地区，由于交通足够方便，所以在上海的居住需求压力并没有深圳那么紧张，因此我认为交通规划一定要先行，让深圳周边地区加快城市化进程，分流深圳的人口压力，这是一个很现实很迫切的问题。

 

 

 

　　张军：深圳在一线城市中空间最小，这20 多年的成功源于科创产业，做个形象的比喻，上海相当于一所综合性大学，综合实力很强，深圳是大学里面的一个研究院或者实验室，相对比较专业。但深圳要成为一个国际大城市，只把经济局限在这样一个很专业的领域中，未来的发展会受限。所以我认为未来深圳会有一个大的转型的问题，即在保持科创优势的基础上，深圳这个城市怎么样转向国际大都市的行列。

 

　　原本作为实验室和研究院存在的深圳，要成为国际大都市，需要补上很多短板，需要与周边更好推进经济一体化，很多产业也需要慢慢地迁出。如果不迁出，由于已经到了人口极限，没有土地，房价又这样高，未来人们会逃离这座城市，而转型面对的最大问题是需要更多的可布局空间。

 

　　但深圳有机会。我想将来深圳与香港的融合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香港新界有很多空间和土地，深圳福田的经济比香港新界发达，加强深圳河两岸的合作，主打高科技和研发密集的新经济活动势在必行。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概念，应该是一个超级大都市的概念，对双方都是未来的选择。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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