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卡默勒对行为和神经经济学的贡献

科林·卡默勒（Colin F. Camerer）

 

　　摘要：科林·卡默勒是美国著名行为与神经经济学家。他针对系统性地违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问题和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把人的社会性以及经济决策的脑神经机制引入经济学进行分析和论证，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范式进行了系统反思和修正。他也创造性地论证了S型效用函数，提出了认知层级理论、经验加权吸引力学习模型，构建了社会偏好理论和行为博弈论，并揭示了动机、激励、学习效应和价值计算的心理和脑神经加工过程。他的研究奠定了行为经济学与神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关键词：科林·卡默勒  行为经济学  神经经济学  社会偏好行为  博弈论 

 

　　科林·卡默勒（Colin F. Camerer）是美国著名的行为与神经经济学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行为与神经经济学教授。卡默勒出生于1959年，1977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量化研究方向学士学位，1979年获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1年获芝加哥大学行为决策理论方向博士学位。卡默勒于1981—1983年任教于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1983—1991年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1991—1994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1994年起加盟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卡默勒于1999年成为首位当选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的行为经济学家，2003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2005—2006年曾担任神经经济学协会主席，2007年起一直担任Russell Sage基金会行为经济学圆桌会议主席。由于“对行为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2017年，卡默勒与洛温斯坦一起入选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名录。本文将对卡默勒的重要学术贡献进行梳理。

 

 

　　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基于期望效用理论发展出对于概率已知和主观不确定性决策行为的公理化分析框架，但是人类经济决策行为系统性地违反了这些公理化假设，出现一系列“异象”，新古典经济学因此受到批评和质疑。卡默勒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围绕这些批评和质疑展开的。

 

 

　　期望效用理论认为，对于任何光滑（可微的）的效用函数，决策人在面临所有风险事件时，都是近乎风险中性的，但这与人们实际的风险态度不一致。面对大量违背期望效用理论的事实和证据，行为经济学采用了一种拓展期望效用理论的策略，即把人类经济决策行为模型化为偏好最大化，并假设决策者的行为“好像”能够保证最优化其潜在的偏好函数。在这种策略下，行为经济学家开发出一系列效用理论及其函数模型，如加权效用理论、隐含期望效用理论、扇面缩小理论、运气依赖效用理论、前景理论、排序依赖期望效用理论等。分析与比较这些效用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进而确立更符合现实的效用理论成为早期行为经济学的基础性任务。卡默勒运用“概率三角形”实验收集数据对上述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能力进行了确认、检验和比较。

 

　　“概率三角形”是效用函数检验的重要工具。考虑定义在三个结果x1、x2、x3之上的期望等级，比如x1>x2>x3，把这样的期望用概率向量 (p1,1-p1-p3,p3)在一个二维空间中以图形的形式画出来，就是一个概率三角形。在任何给定三角形中，期望基础上的偏好都能够由一个无差异曲线来表示，但不同偏好的无差异曲线形状会有差异。卡默勒等通过概率三角形实验，确认了上述效用函数的典型特征，例如共同后果效应、对收益与损失的不同风险态度、扇面缩小或扩大的无差异曲线以及偏好的准凸或准凹等特征。但是，他们发现上述效用理论都不能单独解释所有的实验数据，表现出解释实验数据的程度差异，其中前景理论的无差异曲线解释实验数据的程度最高，可以解释大部分的实验数据，概率三角形实验结果汇总见表1。

 

　　卡默勒在效用函数检验与拓展方面具有如下贡献：

 

　　第一，证实了S型效用函数的优势和预测准确性，为S型决策权重函数的确立提供了支持。决策权重函数对实验数据的拟合效果最好，S型决策权重函数相对于期望效用理论和其他竞争性理论而言，在预测能力方面显示了明显优势，从而为偏好依赖于参照点提供了支持。S型权重函数意味着，相对于中等水平的概率，人们会对大概率和小概率事件更加敏感。而前景理论和排序依赖期望效用理论都采用了非线性决策权重函数（呈S型），这就为前景理论和排序依赖期望效用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持。

 

　　第二，指出了无差异曲线扇面缩小或扩大混合存在状态的重要性。先前的理论一直强调无差异曲线扇面缩小的性质，但是沿着概率三角形左边线由下往上移动时，会出现风险厌恶递减的趋势，这种行为与无差异曲线扇面扩大的趋势相一致，这个特征支持隐含期望效用理论和决策权重理论。因此，在效用函数拓展上，应当允许无差异曲线扇形面积扩大和缩小的混合存在。

 

　　第三，发现了普遍违背中间性公理现象。中间性公理是期望效用理论独立性公理的一种弱化形式，它表明两种偏好的混合概率应该存在于两种偏好之间。然而，实验数据违反中间性公理的情况却普遍存在。卡默勒等发现，用失望规避理论和两个期望效用模型的变体（权重独立或非线性累积概率加权）能够很好地与来自九个研究的实验数据吻合。这些理论模型只是在期望效用理论中增加了一个参数，就大大提高了期望效用理论对实验数据的预测效果。

 

　　第四，发现了“边界效应”。卡默勒等研究发现，概率三角形内点的行为比其边界上点的行为更符合期望效用理论的含义，而期望效用理论的反例集中位于或靠近三角形边界上，呈现“边界效应”。卡默勒给出的解释是个人对“极端”概率（极大概率或极小概率）的结果非常敏感，经常出现“高概率事件赋权不足和低概率事件赋权过度”现象。对此，可以依据决策权重理论对“极端”概率的敏感性进行建模。

 

 

　　卡默勒等研究了纽约市出租车司机如何决定其每天劳动时间的问题。标准的劳动供给理论预测司机会选择在小时工资率高的“好日子”晚收工，而在小时工资率低的“坏日子”早收工，这样可以通过在“好日子”多挣钱来弥补“坏日子”的收益损失。然而，研究结果却与标准的劳动供给理论的预测恰恰相反，出租车司机工作时间与工资率虽然在一天内是相关的，但是在几天内却不相关；对经验不足的司机来说，工作时间与工资率显著负相关，而对经验丰富的司机相关性接近于0。对于三个样本中的两个样本，估计的工资弹性显著为负，经验不足的司机的弹性平均约为-1，并且在所有三个样本中都小于零 (分别显著小于三个样本中经验丰富的司机)，从而形成了惊人的向下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卡默勒等对这些发现的解释是，出租车司机（至少是缺乏经验的司机)一天做一次劳动供给决定，而不是在多天内进行跨期决策；司机会定一个大体的日收入目标，一旦他们达到这个目标就收工。这表明决策人具有参照依赖的偏好，存在损失厌恶。因为每日收入目标作为参照点，每日收入未达到收入参照点被看成一种“损失”，在损失厌恶的驱动下，司机会努力工作以实现该目标，但一旦收入达到日收入目标（参照点），劳动收入的边际效用会递减，因此司机将不再努力工作。这说明司机每日要进行心理会计核算。

 

　　

 

 

　　在风险决策中，决策者确切地知道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而在不确定性决策中，决策者没有这些确切信息，他们只能模糊地估计结果可能发生的概率。期望效用理论在风险决策中采用确定的概率和结果构建了单一的“价值度量”，这成为风险决策的基础模型。人们做出风险决策并非基于事件发生的客观概率，而是基于个体对事件是否发生的主观概率估计，随即风险决策问题的研究重点转向主观概率。在客观概率不可预知、主观概率难以准确判断的情况下，人们在风险选项 (已知概率)和不确定性选项 (未知概率)中会倾向于选择已知概率风险选项，这种现象被称为模糊厌恶偏好。卡默勒等系统总结了模糊厌恶偏好及其对不确定性决策的影响，进一步论证了前景理论和决策权重函数的有效性，提供了损失厌恶和参照依赖的现实基础。在他们看来，模糊厌恶能够很好地解释投资者偏好国内股票市场，却对国外市场投资不足等现象。然而，尽管模糊厌恶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现象，但却不是总被观察到，如果模糊选项处于一个决策者自信其具有专业知识的领域里，那么相比风险概率已知的选项，决策者可能会更偏好那个模糊选项。

 

 

　　“处置效应”是指投资者总是倾向于卖出手里上涨股票却继续持有下跌股票的倾向。这种倾向给投资者带来了相当高的成本，并且违背了期望效用理论下的投资组合理论。卡默勒等首次对“处置效应”进行了实验室研究，该实验对6支模拟股票进行买卖交易，交易进行14轮。股票价格在每轮交易中均有波动，允许一组被试在所有时段自由交易，而要求另外一组被试在14轮交易结束时自动售出所有股票。由于交易成本为零，期望效用下的投资组合理论预测两组被试的行为应该没有差异。然而，卡默勒等却发现两组被试存在显著差异，对于自由交易的被试，69%的售出命令是在股价上涨后执行的，被试卖出盈利股票的概率要比卖出亏损股票的概率高约50%；而对于要求自动售出的一组被试，股价上涨后仅出现了54%的净售出，处置效应大大降低。在自动售出情况下，被试本应积极回购亏损股票以使投资组合与自由交易组相似，但是他们回购亏损股票的数量要远远低于使两组资产组合趋同的数量。卡默勒等提出了对这种“处置效应”的三种可能解释：一是参照依赖和损失厌恶，即处置效应可能源于人们相对于参照点（股票的初始购买价格）来衡量的收益和损失，以及面对可能损失时寻求风险、面对可能收益时规避风险的倾向。二是均值回归，即被试错误地感知未来股票价格的变化，例如他们可能会想，上涨的股票更可能下跌，而下跌的股票更可能上涨。三是自我辩护，即投资者对自己进行投资决策的能力愿意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并且会使行动和态度相一致，尤其在自我欺骗很容易做到时（例如根据实现的盈利来判断过去投资的价值）。卡默勒等更倾向于参照依赖和损失厌恶的理论解释。卡默勒等还运用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技术研究了投资者由于后悔体验而导致的买回效应。投资者卖出股票，看到股票价格上涨，会感到后悔，这会降低投资者买回这个股票的期望效用。脑成像结果显示，投资者卖出股票并看到股价上涨时，腹侧纹状体被激活，而后悔情绪与腹侧纹状体或纹状体附件的激活相关，从而提供了处置效应的脑神经证据。

 

 

　　卡默勒认为传统决策理论的局限可能反映了神经生物基础对决策计算过程的限制，神经生物学方法可以揭示导致行为偏离标准理论的根本原因。卡默勒在经济学界首倡神经生物学方法，并开展跨学科研究，与其他相关学者一道，共同推动了神经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在价值判断与不确定性决策的脑神经机制方面，卡默勒主要有如下贡献。

 

　　1.损失厌恶、框架效应与价值函数的神经生物学证据。结合心理衍生的认知策略、唤醒的生理逻辑测量和行为的经济模型，卡默勒等研究了在认知调节下选择的变化（特别是损失厌恶）和行为的生理相关性。他们用皮肤电导反应来衡量心理上的损失厌恶，发现被试平均每美元损失比收益的心理唤醒程度更高，对损失与收益的心理唤醒差异与被试行为的损失厌恶相关，表明心理唤醒反应在损失厌恶中发挥特定作用，从而提供了损失厌恶的生理基础，并说明了有意识的情绪调节在减少行为和生理上的损失厌恶方面的有效性。卡默勒等还运用两个罕见的双侧杏仁核病变的被试，执行了一系列经济学实验任务，研究了损失厌恶的神经机制。为了衡量被试对财务损失的敏感度，要求被试进行大量的货币性赌博，赌博的结果可能有收益也可能有损失。虽然两个被试都保持了对赌博期望值和风险变化做出正常反应的能力，但与匹配的对照组相比，其损失规避倾向显著降低。研究结果表明，杏仁核（amygdala）通过抑制具有潜在有害结果的行为而在产生损失厌恶中起关键作用。卡默勒等运用Becker-DeGroot拍卖实验研究框架效应的生物基础发现，相对于图像和文字显示，被试在真实项目显示情况下的支付意愿提高了40%～61%，真实商品的存在触发了预先编程的巴甫洛夫消费程序，这个机制有助于人们对容易引起食欲的物品的获得欲望，从而提供了框架效应生物基础的初步证据。

 

　　2.模糊厌恶与不确定性决策的神经机制。针对风险决策中“高概率事件赋权不足和低概率事件赋权过度”这种违背期望效用理论线性概率假设的现象，卡默勒等运用fMRI研究了神经对预期奖励的非线性概率反应问题，研究发现，赌博估值过程中纹状体（striatum）的活动在概率上是非线性的，与前景理论提出的预测模式一致，这表明概率失真反映在奖励编码过程的神经水平上。个体被试决策中反映的非线性程度也与被试的纹状体激活程度有关，这一结果揭示了不确定性决策的神经机制对于决策权重分布的极端尾部——高概率和低概率决策权重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并提供了非线性的决策权重函数的神经生物证据。卡默勒等进一步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直接检验了多巴胺（dopamine）D1和D2受体是否与把概率转换成决策权重相关，发现纹状体D1受体的结合与加权函数的非线性程度呈负相关，具有较低的纹状体D1受体密度的个体更显著地对低概率赋权过度而对高概率赋权不足。卡默勒等还使用fMRI进一步研究了概率的模糊性对金融决策的影响，发现选项的模糊性水平与杏仁核（amygdala）和眶额叶皮层（OFC）的激活呈正相关，与纹状体（striatum）激活呈负相关，纹状体激活与预期的奖励呈正相关，具有眶额叶皮层损伤的神经患者对选项的模糊性和风险水平不敏感，这些实验结果揭示了潜在奖励的延迟会带来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抑制金融风险行为，特别是支出概率和产出数量较为模糊的时候，不确定性和模糊的金融风险可以通过神经系统的活跃模式观察到。

 

　　卡默勒等进一步运用神经经济学和行为遗传学的方法研究了基因对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发现单胺氧化酶多态性（MAOA-L）携带者更可能承担金融风险，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在风险条件下更好地做出财务决策，而不是因为他们更加冲动；没有发现血清素转运蛋白（5-HTT）和多巴胺D4受体（DRD4）多态性之间的行为或计算差异。卡默勒等还回顾了一系列与不确定性决策有关的神经机制，发现了诸多证据：多巴胺神经元能够揭示一种风险信号，它与奖励大小的标准差或方差相一致，并独立于奖励值编码；纹状体（striatum）和眶额叶皮层（OFC）中也有类似的独特风险信号，从而可满足经济决策理论的均值—方差方法的要求；在眶额叶皮层（OFC）和杏仁核（amygdala）中，对不完全概率信息的模糊赌博比风险赌博能诱发更强的脑信号，这表明大脑的奖励系统在信息部分缺失的情况下可以利用不确定信号来评估奖励的不确定性，调整不确定激励的价值，并在部分信息充分的选项之间做出适当的选择，从而揭示了不确定性决策理论的神经生物机理。

 

　　3.声誉、情绪与不确定性决策的脑神经机制。卡默勒等运用随机点运动（RDM）知觉歧视任务和fMRI技术研究了合作者的声誉是否可以改变他们的社会认知，是否对感受偏见或者由于不确定性变化所带来的焦虑情绪产生影响。fMRI证据已证明双方感知的一致性会导致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活动增加，而合作意见分歧与前扣带回皮层（dACC）激活相关。研究发现，在提供相同信息的情况下，与低声誉的合作伙伴相比，与高声誉的伙伴合作会导致在RDM任务中对于不确定的感知决策双方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因此，高声誉伙伴有助于减少被试焦虑。此外，研究也发现与低声誉伙伴合作时，涉及预期疼痛的前扣带回皮层（dACC）和脑岛（insula）区域活跃程度显著提高。这些结果表明，有关合作伙伴声誉的信息可以影响认知和情感过程，进而改变决策和情绪背后的脑神经回路。

 

 

 

　　1.博弈实验与社会偏好。个体行为博弈实验以其简洁而有说服力的结论对经济人假设形成了系统性反驳，社会偏好理论应运而生。“社会偏好”概念最早由卡默勒提出，其定义为人们关注他人收益或行为的倾向，具体分为三种类型：互惠偏好、公平偏好及利他偏好。

 

　　人们不仅关心自身的收益，也会关心他人的利益，社会偏好是个人效用函数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为博弈实验与社会偏好理论密不可分，为了便于介绍，这里单独讨论卡默勒对社会偏好理论的贡献。卡默勒在重点研究了诸如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信任博弈、囚徒困境博弈、公共物品博弈、硬币配对博弈等博弈均衡的基础上，对博弈中展现出的社会偏好进行了系统总结，见表2。

 

　　表2中列示的现实实验系统地出现了博弈均衡与纳什均衡预测的偏离现象，这促使卡默勒针对经济人假设进行批判和修正，强化了对人的社会偏好研究，并最终提出了社会偏好理论。社会偏好理论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还原成社会人假设，把人类亲社会行为特性引入经济学正式分析框架，较完整地展现了人类行为特性。社会偏好理论不仅成功地解释了众多实验博弈的悖论，而且成功地进行了学理建构，为行为经济学与神经经济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效用目标基础。

 

 

　　 2.社会偏好的脑神经机制。社会偏好涉及的主要脑区及功能如下：纹状体及腹侧纹状体是与奖赏有关的脑区；前额叶皮层是与认知控制、情绪处理、成本-收益计算等有关的脑区，其中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则负责加工与奖惩相关的情绪信息，感知激励的情感和社会意义，其激活往往代表拥有正面情绪；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是一个风险规避区域，其激活程度高代表规避风险的程度高；腹侧苍白球是与奖赏处理相关的区域；杏仁核是与怀疑/信任有关的脑区，其激活程度高代表不信任度高；双侧海马旁侧的激活与不确定性有关。

 

　　卡默勒等研究了人类社会互动背后的大脑计算过程，运用脑科学技术检验了与利他、公平和信任等社会偏好相关脑区在博弈中的激活情况，发现社会偏好行为导致了纹状体与前额叶皮层的激活，说明实施社会偏好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奖励，启动的脑区与获得金钱奖励启动的脑区一致，同时发现了自利动机与利他动机之间的矛盾解决机制的脑神经证据。卡默勒等使用fMRI直接测试不公平厌恶偏好的神经机制，发现当不公平现象发生时，腹侧纹状体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脑区都发生神经反应，并发现脑区的奖赏回路对有利和不利的不公平都很敏感，说明不公平给人带来负激励，从而揭示了不公平厌恶偏好的神经基础。卡默勒等进一步通过脑损伤被试研究表明，在最后通牒博弈中，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被试会出现更多的“负慷慨”现象（即更加小气和吝啬），当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损伤被试处于提议者的角色时，被试只愿意分配给响应者更小份额的资产，少于自己作为响应者身份愿意接受的份额，从而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在社会偏好行为中发挥的功能提供了稳健证据。

 

　　在诚信与欺骗的脑神经机制研究中，卡默勒等运用眼动仪分析了“发送者—接收者”博弈实验中的欺骗厌恶偏好。实验数据显示，被试存在过度通信现象（过度通信是指发送者发送的真实信息多于均衡预测的现象），体现了欺骗厌恶偏好，这与k级模型中0级说出真实情况的结果相一致。随后运用眼球追踪记录“发送者”查看博弈报酬信息的情况，以及“发送者”在发送信息时瞳孔放大的程度，发现信息发送者似乎并没有从战略角度考虑问题，信息搜寻和策略选择基本上符合k级模型所确定的认知层次，他们都是从说出真实情况作为开始所博弈策略。当发送者发送欺骗的消息时，他们的瞳孔变大，并且随着欺骗程度增大，瞳孔会变得更大。当发送者能够更多地查看接收者的报酬时，会更多地采取欺骗策略，因此内疚感似乎并不是过度通信产生的唯一驱动因素，过度通信还可能是由于社会偏好与说谎动机之间产生的冲突关系造成的。

 

　　精氨酸加压素（AVP）是用于调节人们社会行为的神经药物，例如可以调节人的求偶、社会认知和攻击性等社会行为，从而提高人们接受合作风险而进行合作的意愿。针对接受精氨酸加压素或安慰剂调节的男性被试，卡默勒等要求其在猎鹿合作博弈实验中进行金融决策。fMRI数据发现，当被试做出具有风险的猎鹿合作选择时，AVP调低了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的激活程度，并提高了其与腹侧苍白球的连接性，这说明通过药物调节，降低了被试对合作风险的规避程度，提高了其合作激励的敏感度。这个实验进一步证实了合作行为与脑神经机制的因果关联。卡默勒等还探索了信任的神经机制，发现杏仁核（amygdala）激活程度越高，即信任度越低，双侧海马旁回的激活对不确定性越敏感。

 

　　（二）激励、价值计算与主观价值

 

　　1.价值计算与主观价值形成。卡默勒等认为，社会偏好理论不仅认为金钱等经济收益是效用函数的变量，同时认为对公平、互利、信任等亲社会行为的追求也是效用函数的变量。经济收益和亲社会行为都将转化为主观价值，进而影响个人决策。主观价值不同于赚钱带来的价值，而是更一般意义上的奖赏。卡默勒等指出，大量脑神经研究发现社会偏好激活的奖赏脑区与金钱激励激活的奖赏脑区达到高度的一致，这说明社会偏好是个人偏好的真实表达。价值的决策理论认为人脑首先分配不同的价值给不同的选项，随后进行价值计算与比较，选择价值最大的选项，形成主观价值，进而据此做出决策。

 

　　为了更好地进行经济决策，大脑需要计算不同的价值相关信号，这些信号包括目标价值（由有计划的行动结果所产生的预期报酬）、决策价值（采取不同行动所产生的净价值）、预测误差（对个人事前预期报酬的偏离）。卡默勒等发现了上述价值信号的脑神经基础：目标价值与内侧眶额皮层、决策价值与中央眶额皮层激活有关，预测误差与腹侧纹状体激活有关。卡默勒等还使用fMRI考察了节食者在做出有关食物选择决策时大脑的活动，实验中的食物包含两个维度：味道和健康，有些食物可能很美味，但从长期来看对健康不利，如巧克力、奶油，而有些食物可能不是很美味，但从长期看对健康有利，如各种蔬菜、水果。实验发现，不论被试自控程度如何，腹内侧前额皮层都会有激活；外侧前额皮层在被试成功进行自控时比冲动时有更大程度的激活。该项实验还发现关于美食的脉冲控制与稳健理财似乎共用同一神经回路，这启发我们从更一般的奖赏机制上研究财务激励问题。

 

　　卡默勒等基于左手或右手指示选择任务，利用fMRI研究了主观价值的计算过程，发现价值信号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中被计算，然后传递到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和顶叶沟的区域，实施比较过程，并且通过调节运动中的活动皮质来实施选择行为，这些结果描述了激励价值转化为行为结果的神经机制。

 

　　2.财务激励的挤出效应。卡默勒研究了激励措施影响行为的性质和效果，指出存在两种激励：一种激励显然是内在的，它起源于个人内在动机，通常与探索行为、自由所带来的愉悦以及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的愿望等相关联；另一种激励是外在的，通常由外部人员或权威设计和管理的，是精确的，一般是财务或名誉或其他可以获利的地位。内在激励难以衡量和观察。卡默勒等回顾了74个财务激励实验，这些实验中的财务激励分别与绩效无关、与绩效较低相关、与绩效较高相关。与绩效高度相关的财务激励通常确实会提高绩效，降低“呈现”效应（例如慷慨和风险寻求）。外在激励（例如薪酬）可能会破坏内在激励（例如乐趣）。

 

　　3.情绪与激励。情绪调节策略可以改变对情绪刺激的行为与生理反应，以及在杏仁核（am ygdala）或纹状体（striatum）等区域的神经相关性。卡默勒等发现损失厌恶与杏仁核对于损失与收益的反应强弱有关，调节损失厌恶的成功与否也与杏仁核对损失反应的变化是否显著有关，但与对收益反应的变化无关。研究还发现，重新评估策略提高了背外侧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纹状体（striatum）的基线活动，从而提供了情绪调节在改变价值评估和行为选择方面的功能与潜在作用。

 

　　4.社会偏好的价值计算脑神经回路。卡默勒等运用fMRI测试被试在做出向慈善机构捐款决策时的脑区反应，发现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激活程度与自愿捐赠的主观价值相关，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区域与基础奖励价值编码区域有着相当大的重叠。这表明在决策过程中，捐赠的主观价值计算与奖励价值计算使用共同的估值系统。功能连接分析表明，vmPFC中的价值信号可能来自包括前脑岛和后上颞叶皮层等与社会认知有关脑区的信息整合，说明捐赠行为获得了主观价值奖励。这一发现的意义是亲社会行为偏好带来的激励与其他激励（如财务激励）启动了共同的脑区，说明亲社会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激励，是个人偏好的真实表达。

 

　　5.激励的神经处理程序。卡默勒等还发现了激励的神经处理程序，脑电（EEG）信号揭示了激励刺激从感官和记忆结构转移到与价值编码相关脑区的大脑处理过程。尽管价值信号早在刺激发生后150毫秒就存在，但400毫秒之后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上才定位到价值信号，这个时滞似乎反映了来自感官和记忆相关区域的输入信息的整合过程。功能连接分析也显示了从颞叶皮层到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因果信息流。这些证据解释了从感官和记忆脑区获取未来信息的过程。

 

　　此外，为研究在假设的和实际的决策中，大脑执行估价和选择计算的程序及其差异，卡默勒等利用fMRI检测了被试做出真实的和假设的商品购买决策时脑区激活情况，发现眶额皮层和腹侧纹状体共同区域与商品购买决策的两种类型中的商品激励价值相关，在实际购买决策中，这一共同区域激活程度更高，这表明实际选择和假设选择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内侧眶额皮层和腹侧纹状体的价值计算变化导致的，而不是因为使用不同的价值计算系统或假设选择有更强的激励价值信号的计算所导致。

 

 

　　在现实的谈判中，谈判双方判断公平与否的标准总是在无意中偏向自己的利益，这种判断偏差就被称作“自利偏见”。自利偏见混淆了公平与利己，以带有自利偏见的公平观来处理冲突是人的社会偏好与自利性认知交互的产物。卡默勒等提出了自利偏见理论，认为即使争论双方拥有相同信息时，自利偏见也会导致谈判僵局。

 

　　1.得克萨斯州侵权案例实验。卡默勒等设计了关于得克萨斯州侵权案例的系列实验，系统研究了自利偏见效应。实验方式为一个受伤的乘客起诉一名轿车司机，并要求10000美元的赔偿，因为轿车撞倒了他。由于谈判双方掌握的信息是相同的，没有任何一方拥有关于审判的私人信息，所以原告与被告在赔偿价值估算上的差异就不能归因于信息的差异。当被试阅读实验材料时，不知道自己被安排为原告或被告，实验发现原告与被告之间评估差异与双方达成自愿和解的能力有关，且自利偏见十分明显，能否和解与原告和被告对判决预期的差异有很强的相关性。随后，被试在阅读案例材料前就知道自己是原告或者被告，并且提供给他们对判决的匿名评估和公平的和解值，结果发现实验中出现的谈判僵局与自利偏见理论预测相一致。当被试在阅读案例材料中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时，只有６%的谈判需要法官来重新调解，然而当被试在最初就知道了自己的角色时，就有28%的谈判不得不由法官重新调解，且统计上都显著。最后被试填写问卷，被要求其分别排列八条有利于原告和八条有利于被告的信息，并指出这些信息的重要程度，结果发现，对于原告有力的证据，原告会比被告赋予更高的重要性，反之亦然。因此，信息评估是角色依赖的，自利偏见发挥了作用。

 

　　2.学习效应与自利偏见。卡默勒等还做了一项关于对土地销售价格进行讨价还价的实验。第一阶段，被试仅知道自己的土地底价，所有的交易需要在某一价格水平上达成一致方能完成。第二阶段，在了解了对方底价后，对第一阶段的同笔交易重新进行价格谈判，结果发现，20%的交易谈判双方没有在第二轮达成交易，尽管他们在第二轮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在第一轮表现差的被试认为其应该在第二轮得到补偿，以弥补第一轮的损失；而第一轮表现好的被试则认为第一轮和第二轮没有关系。实验结果进一步显示了自利偏见在产生谈判僵局中的作用，谈判信息的增多并不能消除自利偏见，自利偏见缺乏学习效应。这些实验结果对仲裁的重要启示就是尽可能地消除对过去的相互责难。

 

　　（四）理解他人与推测他人意图

 

　　1.考虑他人福利。卡默勒等提供了许多控制良好的双边交易实验，证实了有相当一部分被试不仅关心自己的福利，还关心他人的福利，体现出社会偏好。但社会偏好并不意味着个人不计成本地关心他人福利，而是带着自私的目的进行利他的行为。利他行为的成本越高，个人表现出这种行为的可能性越低。行为博弈实验揭示了在互动环境中利他偏好的表现及其局限性，这些博弈都包含真实的货币激励，是一次性博弈，而且都是匿名的。从本质上讲，如果一个人为了提高或者降低另一个人的回报而愿意放弃自己的回报，那么他就表现出社会偏好。博弈的一次性和匿名很重要，因为重复博弈可能是因为担心受到惩罚而避免不诚实的行为，匿名则提供了可以观测个人社会偏好水平底线的环境。因此，在简单的社会偏好实验中，一次性特征和匿名对于完整地记录社会偏好是十分重要的。卡默勒等提供了揭示人们在决策时考虑他人福利的大量实验证据。

 

　　2.共情的神经机制。卡默勒等运用fMRI研究了共情选择的神经计算机制。实验任务是被试用自己的钱为自己购买DVD，或者用他人的钱为其他人购买DVD。实验发现，共情决策启动了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该脑区是计算激励价值的脑区，计算出的价值信号又受到下顶叶小叶（IPL）活动的调节。下顶叶小叶是在社交过程中（例如共情）发挥关键作用的脑区。他们还发现，用于做出共情决策的激励价值信号会被自我模拟和他人模拟的混合程序来计算，下顶叶小叶的活动编码了一个测量对方偏好和自我偏好之间距离的变量，该变量提供了一个关于自我模拟和他人模拟的混合程序是如何实施的提示，从而揭示了共情的脑神经机制。

 

　　在陪审员和法官权衡是否要对有罪的被告人“减轻处罚”的情境下，卡默勒等利用fMRI测量作为潜在陪审员的普通公民的神经活动，发现共情激活与背内侧前额叶皮层、楔前叶和颞顶叶交界处脑区激活有关，这一脑区是心智与道德冲突有关的脑区。量刑还激活了楔前叶和前扣带皮层。上述证据表明，减轻处罚的量刑决策是基于对谋杀的消极情感反应以及缓解环境与认知控制冲突的共情而做出的。

 

　　3.“均衡幻象”与金融市场泡沫。理解他人信念和想法的能力被称为心智理论（ToM）。心智理论为社会情景中的个人决策提供了强大解释力和预测力，但当人们与金融市场等复杂的现代机构互动时，心智理论也可能会带来危害。卡默勒等构造了实验室泡沫市场，即资产价格远远高于其基本面价值的市场，并测试在这个泡沫市场投资的被试脑区激活情况，发现了泡沫市场上投资者的脑神经机制：背内侧前额叶皮层计算的社会信号影响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价值计算，进而提高了个人追高资产价格、产生资金损失的倾向。这些脑区会对显示订单交易强度变化的金融指标进行加工计算，促使推断其他交易者的意图。实验结果表明，在复杂的金融市场上，推断其他投资者意图进行的价值判断可能会导致市场泡沫产生。

 

　　卡默勒等针对有内部信息的双状态单期金融市场上的虚假均衡现象进行研究发现，在没有人知道市场状态的情况下，交易者的行为显示出似乎他们都确切地知道市场的信息状况，有好几个交易周期的成交价格远远高出了均衡价格，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拥有这些信息。同时，当存在内幕交易者时，不被接受的出价/要价更少，因此交易成交速度更快。但是，被试区分不出什么时候有内部交易者，而只是在推测其他交易者的意图（定价）。这一现象并不符合虚假均衡，因为在观察到的价格水平下，资产配置与理性预期均衡时的资产配置并不匹配，卡默勒等称之为“均衡幻象”。

 

　　卡默勒等还运用fMRI检测了一个实验性金融市场交易活动中被试的神经反应，发现伏隔核（NAcc）脑区的总体反应可以用于追踪价格泡沫，在市场中的被试伏隔核总体激活情况能够预测未来价格变化和价格崩盘。收入较低的被试表现出更强烈的购买倾向（以NAcc的反应程度来衡量），相反，在价格高峰到来之前，收入较高的被试具有较高的出售资产倾向（由被试的前岛叶皮层反应程度来衡量）。卡默勒等把这个信号看作市场泡沫在市场参与人神经系统的早期预警。

 

 

　　博弈实验均衡系统性背离纳什均衡的现象激发了人们对社会偏好的思考，并导致行为博弈论的诞生，卡默勒提出并系统论证了行为博弈论。行为博弈论通过引入“社会效用函数”的认知细节、重复推理的认知机制限制以及参与者如何学习和影响决策等理论，将博弈论与认知科学联系起来，揭示了博弈实验均衡系统背离纳什均衡的背后原因，并创建或完善了更具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博弈论模型。行为博弈论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把参与人的社会偏好纳入博弈模型；二是考察人的有限理性是如何对博弈参与人的推理步骤产生约束的；三是博弈参与人是如何通过经验学习来优化策略选择的。因此，参与者的认知偏见、推理过程和学习模型，连同前文介绍的社会偏好构成了行为博弈论的四大要素。

 

 

　　个体决策对理性的系统性偏离在博弈中有充分体现，博弈实验中的均衡呈现出与标准博弈均衡（纳什均衡）预测的系统性偏离，见表2。

 

　　1.最后通牒博弈的“竞争效应”。卡默勒等研究了最后通牒博弈中的“竞争效应”。博弈分配方案提出者向响应者提供10美元的分配，他们可接受或拒绝该分配。如果分配方案被拒绝，参与者会收到一个已知为2美元和4美元的外部分配选项。分配方案提出者同时向两个响应者提出分配方案，每一个响应者都有2美元或4美元的外部选择。研究发现，向两位响应者分配时被拒绝的比例大约高出向单一响应者分配被拒绝比例的50%，并且在五轮实验中，这一结果持续存在。外部选项的存在使得参与者在分配方案的互动中体现出更“自我中心主义”倾向，更不容易达成共识。有50%的响应者在知道其他的响应者获得更多分配份额的情况下会要求更大份额的分配方案，更加体现出“自我中心主义”和自私。如果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有两个或多个分配方案提出者，而只有一个响应者接受，那么唯一的均衡是提议者出让近乎所有的金额给响应者，实验中确实出现了非常不公平的分配——提议者几乎一无所得。因此，竞争会使得博弈参与人的社会偏好（如公平偏好）发生漂移。

 

　　2.领导力幻觉。卡默勒等设计了领导质量归因的实验，要求被试进行抽象的合作博弈，在进行了2～3个回合后，随机选择一个被试作为实验的“领导者”，让其发表演讲规劝其他被试选择有效的行动。与其他的相关研究结果相一致，实验发现小团队会成功实现协调效率而大团队往往会协调失败。被试会低估情境效应（团队的大小）在协调成功与否中的决定作用，而把协调成功与否更多地归因为领导者个人的效能差异。随后在投票选择领导者的实验中，在大团队条件下，被试更频繁地替换领导者，这表明领导能力的错误分配也会影响被试的实际行为。这种将博弈情景条件（团队规模）对协调效果的作用归咎于领导者能力的现象，被称作领导力幻觉。

 

　　3.博弈对手面部形象效应。卡默勒等研究了在隐藏信息的零和博弈中对手的脸型特征对博弈决策行为的影响。在一个简化的扑克任务中进行风险决策时，被试被呈现与主观信任印象有差异的对手的脸。实验发现，具有威胁性形象的面部信息对博弈行为的影响很小，而能够传递积极情绪的面部特征反而会影响人们的决策。面对对手传递积极情绪的脸型，人们将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决策，且会更大程度地犯错，尤其在最优决策边界附近时，这种脸型对决策反应的时间和正确率影响最大。根据实验结果，虚张声势最好的“扑克脸”可能不是一张中性脸，而是一张与信任情感关联的脸。该实验还揭示了对手的第一印象对竞争博弈决策影响最大，特别是当人们对对手个体信息严重匮乏时。

 

　　4.参照群忽视。卡默勒等通过模拟进入新行业的竞争博弈实验考察了过度自信与商业失败的关系。当被试进入新行业后的回报取决于其能力时，被试倾向于高估相对成功的机会，并更频繁地进入（与报酬不依赖于技能的条件相比)。而当被试自我选择参加实验时（自愿参与竞争），由于知道成功部分取决于他们的技能，其过度自信程度更强。在实验中，行业竞争的结果是48期中有34期被试发生损失，只有4期赚钱。这是因为，在模拟进入新行业的竞争博弈中，参与者过度自信，呈现出参照群忽视效应，忽视潜在竞争对手竞争力和技能，从而导致遭受损失。

 

　　5.市场消除个体偏见的能力。尽管上述认知偏见在个体决策者中普遍存在，然而市场却具有消除个体认知偏见的一定能力，这对于把实验室证据推广到现实的经济决策中提供了一定的警示。卡默勒较早地提供了市场具有消除个体偏见能力的实验室证据。他报告了15个实验，在实验中要求被试预测3个小球是从哪个笼子中抽取的。首先，从第三个笼子中随机抽取一个数字（1到10之间的整数），据此选择一个笼子（X或Y）。有60%的概率选择笼子X，40%的概率选择笼子Y。被试知道这些概率，但是不知道被选择的是哪个笼子。然后从X或者Y中可重复地选择三个球。X中包含1个红球和2个黑球，Y中包含2个红球和1个黑球。被试被归为Ⅰ型或Ⅱ型，然后在双边口头拍卖中交易一项资产，该资产支付的股息是取决于状态的。研究发现，资产价格确实趋向于贝叶斯理论预测的价值，然而实验数据仍然显示出代表性市场偏见在统计上显著，但随着被试经验的增多以及实验设置的激励增加，这种偏见会减轻。这项研究虽然不能推广到现实的金融市场，但在证明市场消除个体偏向的能力时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对于把实验室的行为博弈证据推广到现实世界时提供了更为复杂的关于系统约束的思考。

 

 

　　在占优可解博弈中，有唯一的纳什均衡，但经验事实是人们往往不能够协调到这个纳什均衡上。这里的根本问题可能是“理性的共同知识”这个假设出了问题，由此产生了对博弈推理过程的探索，并产生了各种博弈推理理论。

 

　　1.认知层级理论。如果博弈中的参与者是理性的，博弈参与人可以预测出“均衡”状态下其他参与者的策略。然而，实验中却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博弈参与人的推理过程不同于理性均衡理论。为此，卡默勒提出了一个认知层级理论（CH）。该理论采用了一个单参数泊松分布来刻画“认知等级”中推理步骤的分布。他们对100个实验进行了估计，得到的平均推理步数在1~2之间。认知层级理论模型更符合博弈的认知表征，比纳什均衡预测更准确。描述认知层级理论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p倍选美比赛博弈。卡默勒做了p倍选美比赛实验，实验数据显示，在首期博弈中，最可能的重复推理步数是0~2步，这点同样体现在善于思辨的大学生和博士生身上。当这一博弈实验在重复进行且被试已经获得上轮实验的获胜数字时，选择结果将向0收敛——这揭示了均衡的概念能够准确预测一个调整性的学习过程的走向。因此，认知层级理论解释了实验数据所反映出来的博弈推理中的思维局限。

 

　　2.推理步骤和迭代信念的神经生物学证据。卡默勒等针对认知层级模型中的推理步骤和迭代信念的神经机制进行了研究。他们比较了两人博弈中参与人A的策略选择、针对B的策略A表现出来的信念以及A关于B对自己如何选择信念的二阶信念，研究发现，在信念均衡的博弈中，被试进行策略选择或者表达自己信念时，神经活动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参与选择和猜测他人选择的大脑区域重叠。他们还发现，二阶信念更容易错误地预测他人采取行动的策略，存在“知识诅咒”和“被洞悉的错觉”。在进行二阶信念和一阶信念时，脑岛中存在特异性的激活，这意味着有“代理”和自我因果关系的感觉，因而可能有助于解释在二阶信念中的自我参照偏见。

 

　　（三）学习模型

 

　　1.经验加权吸引力学习模型。建立符合实验数据规律的学习模型是行为博弈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关于学习模型的研究经历了从信念学习、强化学习到“经验加权吸引力”（EWA）学习的发展过程。强化学习模型假定各个策略被选择的概率不同，当策略被观察到成功或失败时，成功的策略将被加强。信念学习模型认为，博弈参与者会根据其他参与者先前行动的历史事件形成对别人会如何行动的信念，依据这些信念计算各种策略的期望收益，并以较高频率选择能获得较高期望支付的策略。信念学习忽略了参与者自己过去策略选择成功的信息，而强化学习没有考虑潜在策略收益的信息。卡默勒等在强化学习和信念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经验加权吸引力”学习模型，它是强化学习模型和信念学习模型的有机结合，既考虑成功策略的影响，也考虑策略信念的影响。经卡默勒等对EWA模型相关参数的含义及求解的进一步完善，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博弈均衡。为了简化参数设置，卡默勒等还开发出自我调整经验加权吸引力（EWA）模型，这是博弈学习中的单参数模型。在重复博弈中，人们通过学习对手的行为特征、决策习惯来预测对手未来可能的策略，或者通过学习周围环境（包括博弈历史）中的策略决策经验，形成自身如何行动的信念，并据以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

 

　　2.学习行为的脑神经机制。在学习模型中，一个关键的学习信号是报酬差异信号，这个信号是经验的且反映了预期报酬与经验报酬之间持续的时间差异。然而，这些抽象的模型也适应了另一类学习信号，即一种虚构的错误编码，反映了实际回报与假如采取另外的行动所获取的虚拟回报之间的持续差异。卡默勒等使用顺序投资博弈和fMRI来探测大脑对博弈中产生的经验的和虚拟的学习信号的持续反应，发现虚拟学习信号很好地预测了被试投资行为的变化，并且与多巴胺受体中参与估值和选择的脑区信号有关，因此，学习行为与人的奖赏系统相关。

 

 

　　行为与神经经济学对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行为与神经经济学的突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期望效用理论的突破；二是有限理性的突破；三是社会偏好理论的发展。卡默勒作为行为经济学与神经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最早从事行为经济学研究、最早倡导和实践神经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行为和神经经济学三个突破方面都做出了奠基性、开创性的工作，尤其是在效用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社会偏好理论、行为博弈论、激励与价值计算等理论构建等方面，贡献卓著。卡默勒当之无愧地成为公认的行为与神经经济学的重要先驱和奠基人。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卡默勒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了近两百篇行为与神经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内容涵盖了行为与神经经济学几乎所有重要问题，被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神经科学、生物科学、哲学、军事学等领域的学者广泛借鉴和引用，足见其研究的突出学术贡献和影响力。卡默勒的研究工作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参照系，强调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卡默勒的研究主要从系统地违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预测的现象与问题入手，并以此为参照系，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提倡理论的包容性，把新古典经济学作为行为与神经经济学理论的特例，推动了经济学理论向更一般化方向发展。第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与经济决策的生理和物质基础，揭开人类决策过程的“黑盒子”，使经济学更加符合现实。尤其是经济决策的脑神经机制研究，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神经生物证据，不仅揭示出经济决策的作用机制，而且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据这些证据修正和放宽了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提升了经济学的洞察力、解释力和预测力。第三，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科学营养，强调跨学科合作研究，提升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卡默勒尤其强调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最新理论、方法与技术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Camerer et al (2005)明确指出：“大脑演化的方式对于理解人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的20年里，在接近于一个世纪的隔绝之后，经济学开始输入心理学的洞见。……一些重要的洞见一定会要么直接来自神经科学，要么神经科学会重塑我们对于什么是心理学的认识，后者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学。”“经济学的发展不应被其他人类科学的进步所挟持。”神经科学有可能会“指向支撑经济决策行为的完全不同构造。”第四，强调研究发现的综合、分析与比较。卡默勒注重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理论发展进行总结、验证、分析和比较。他发表了关于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自利偏好、博弈实验、学习模型、模糊厌恶、金融市场行为、行为经济学进展、神经经济学进展等方面的研究综述几十篇，系统及时地总结了新的理论发现、研究方法、预测能力、研究局限等。此外，由卡默勒等主编的《行为博弈论》、《行为经济学新进展》、《神经经济学：决策与大脑》已成为行为与神经经济学领域经典著作和教材。由卡默勒等人发起的若干高端学术论坛也已成为学者紧密交流和合作的重要平台。卡默勒的这些工作不仅扩大了行为与神经经济学的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影响力，而且很好地团结了广大的行为与神经经济学学者，共同研判学术发展方向并进行研究创新。

 

(注和参考文献略）

 

　　崔学刚、葛传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875，电子邮箱：cxg@ bnu.edu.cn。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7期，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