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Raj·Chetty的经济学之路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Raj·Chetty

去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新书《21世纪的资本》在全球蹿红，这使“不平等”这一古老议题重回舆论的消费场。现如今，当人们认真审视思想家们对此问题的真知灼见时，美国新一代经济学家中的印度人哈吉·切提（Raj·Chetty）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绕开的人。

哈吉·切提，23岁博士毕业，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助理教授，29岁成为哈佛经济系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2008年《经济学人》杂志将其列为全球八位顶级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2013年34岁的他获得了被誉为“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拉克奖，2014年他还被IMF旗下《金融与发展》杂志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位青年经济学家。

与众不同

这样的成就足以让绝大多数人羡慕不已，切提则将这些归功于兴趣。“如果你对某件事非常痴迷，就会很容易为它挤出时间。”还是个大二学生的时候，切提就提出了一个看似违背经济学常识的论断：利率越高，投资越高。就私人部门来说，通常情况下，若利率降低，则意味着资本的成本降低，因此投资越高。然而，切提发现一些企业，利率越高，反而投资越多，它们想尽快让项目动工，产生现金流以便支付昂贵的资本。

这个论断与经济学“常识”格格不入，不过他的导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鼓励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个教授最喜欢的莫过于一个聪明的研究助理。” 费尔德斯坦认为。在他看来，切提非常与众不同，其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哈佛任何一个本科生都好很多。

在一项关于“消费承诺和风险偏好”的文章中，切提和他的同事们再次挑战经济学家们的普遍共识：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过于慷慨，这只会鼓励懒人社会。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卡洛夫认为切提的观点具有革命性。“他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失业问题：一旦失去工作，失业者们往往很难达成此前的承诺。比如，他们必须要支付房租或者按揭贷款，这些让失业者不堪重负。但是直到切提提出来，经济学家们之前没有想过，这是失业理论的重要革新。”

在这些反常识的经济学发现背后，是切提对于现实世界的观察。切提认为，“人们并不是人体计算器，他们很多时候做出的决策是违反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的。”当人们在写下简单抽象的经济学模型时，他们往往忽略了现实世界的一些特征。

基于此，切提非常注重经济学的心理基础。比如，他认为，在修改税法前，政客们应该研究一下消费者是如何看待税收的。为此，他设置了一个实验，研究在商品上单独标出销售税是否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他说服一个大型连锁超市标出750种商品的销售税，长达3个星期，由于担心实验会降低销售额，超市没有同意在一些大众商品上标注。

事实证明，商店管理层的担心不无道理。当消费者知道具体每件商品的消费税后，这些被标注商品的销售额降低了7%。“消费者通常能够识别哪类商品征收消费税，哪类不征收，但是当他们真正看到标注出来的税收时，潜在的消费很可能就被扼杀了。”切提解释道。

孟母三迁的道理

“让经济学模型更好地解释世界，而不是根据经济学模型去改造世界。”切提相信，如果将理论模型和现实世界更好地结合起来，就能有助于形成更好的经济政策。事实上，这是他们一家的传统。切提的父亲是上世纪80年代印度总理Indira Gandhi的经济顾问，当印度从社会主义向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过渡时，他帮助Indira Gandhi把印度国有化的水泥工业私有化。

1979年切提生于印度新德里，9岁那年随父母来到美国，其父亲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母亲是专攻肺病研究的医生，两个姐妹都是生物医药研究者。可以说，学术存在于切提的基因里。

然而，与其说是基因，倒不如说是教育和家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切提是幸运的，如果生活在美国皇后区的黑人聚居区，他成为一个年轻的克拉克奖获得者的几率或许会大大不同。

切提注意到了美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代际遗传性”：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孩子进入社会中上层的几率正在降低。切提试图了解这种日益僵化的社会阶层背后的原因。他的研究获得了一些有意思的发现：在西雅图、旧金山和盐湖城这些城市，生于社会底层20%最贫穷家庭的孩子，10个中有1个长大后能够进入收入最高的20%人群之列。然而在亚特兰大，25个孩子中只有1个才能做到。在切提看来，西雅图这样的城市，代际之间在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上表现最好，跟丹麦、挪威这两个国家的表现相似，而亚特兰大比任何发达国家都要低。

这个结果足以为你的孩子选择一个更好的生活城市提供充足理由。事实上，关于“社会关系在社区的成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代西方的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D.帕特在其著作《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减与复兴》中就曾提出，当社区生活走向衰落，人们对于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和公共话题不再感兴趣，宁愿独自去打保龄时，就意味着社会资本的流失。的确，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同时也在你孩子未来的成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切提认为，如果当地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高、社会资本更丰富，那么这个社区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切提和其同事的研究中发现，有四大类因素影响人群在代际收入上的流动性，其中包括当地中产阶层的人群数量和分布。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在大都市中，如果穷人们更均匀地分布在中产阶层社区中，这个区域最低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会更高。

相反，经济和种族分割更严重的地区，穷人们通勤和找工作的成本会更高，例如，在亚特兰大，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集中的贫困区、脆弱的公共交通体系，让人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从而摆脱社会底层的命运，这就是在之前的研究中被忽视的当地地理因素。

由于涉及到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城市扩张后遗症等热门话题，切提的这个发现在美国的学术界和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个发现甚至被上升到“反城市扩张”的角度。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据此在《纽约时报》连续撰文，认为城市扩张极大伤害了社会的流动性，并用底特律的例子作为例证，称“亚特兰大和破产的底特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美国梦在这里即将破灭”。

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Steven Conn认为，切提研究中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在那些郊区逐步蔓延扩展的城市比如亚特兰大、哥伦比亚，社会流动性更低，而像旧金山、波士顿这样城市密集的区域，社会的流动性更高。“人类发明了汽车，让城市不断扩张，但却让他们远离向社会高层爬的梯子。”

其实除了城市的扩张规模和经济分割程度，另外一些因素也在影响当地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切提发现，阶层的流动性和当地大学的数量以及学费之间的关系很微小甚至没有，同样跟当地极富有人群的数量也没有关系，但是跟基础教育的质量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良好的基础教育可以有效地降低青少年的怀孕几率、提高大学入学率，甚至能影响他们成年以后的收入水平。”或许，那些拼命将子女送进更好幼儿园的中国爸妈们有一定道理。

奥巴马的教育咨询者

当然，收入不平等本身并不是消极的，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下，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合意的，只要辛勤工作和创新就能够获得合理的回报。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回报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也就是说，社会缺少了机会均等。经验数据表明，在收入的统计分布中，辛勤工作并不和回报成正比。华尔街的CEO拿着天价薪酬，坐着私人飞机，而收入底层的人群即使再努力，可怜的最低工资依然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正常生存需要。

“我们的政府应该做些什么？这个结果对于我们的公共政策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发问是切提所最为关心的。“代际的收入流动性和一系列政策有关，最为明显的是税收支出。税收支出的水平和累进税率与代际收入流动性密切相关。”切提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在保持地区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地方税支出将极大促进贫穷孩子长大后改善其收入流动性的可能，同时针对穷人的所得税减免能够增强其后代在经济收入上的流动性。

不过，鉴于之前关于消费者对税收提醒所做的反应，切提认为，要想更好地提高低收入阶层对于税收减免所带来的长期效应，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工资收入是被补贴的。1975年开始，美国政府通过补贴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希望鼓励他们更加积极地工作，1986年、1990年、1993年和2001年该项目多次延续。在这个项目下，一个年收入1万美元的家庭可以得到4000美元的税收减免。

但是，在调查了这个项目的受益群体后，切提发现大部分人并不了解这个项目的真正意义。“他们只是知道提交相关文件后，他们就能得到一张丰厚的减税支票。这对于公共政策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项目的初衷就是鼓励低收入群体更积极地工作，所以他们需要明白他们的时薪其实是14美元而不是10美元。”在切提看来，美国政府每年花费约1万亿美元—每年财政预算的40%左右用于社会保障，大部分钱没有在市场力量的帮助下有效分配，而被浪费。

事实上，这并不是切提第一次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而他也的确获得了来自决策者的认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便引用了切提的研究来说明，教师这一角色在孩子的成长与成年后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中的重要性，为自己的教育改革提供证据。“我们知道，一名好教师能够使一个班的学生一生增加25万美元的收入；一名好教师能够让一个梦想冲出困境的孩子获得摆脱贫困的机会。在这个大厅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位改变了他们生活轨迹的教师。”

因此，奥巴马建议，与其抨击老师，维持他们的现状不变，不如为学校提供更好的资源，以留住那些优秀的老师，同时给学校以更大的灵活性，让他们富有创造性和激情地教学，而不仅仅是应试教育。

作为总统联邦税收改革委员会的成员，James Poterba采用了切提关于公司股息税减免的建议。25年来，经济学家们都在争论，当税率从35%削减到15%后，企业会如何做出反应，切提发现，如果股息税率过高—或者高管持股太少的话，会让CEO和股东之间产生嫌隙，促使管理层将收入再投资于并不重要的项目或者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花销—比如奢华的公司直升机或者办公室。“他把对于经济学的清晰理解和数据以及现实世界完美结合起来。”MIT经济学系主任James Poterba如此评价他。

（责任编辑童德文，邮箱：jpdong@efn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