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NYU史上最年轻商学院院长

文/Maureen Burke 《金融与发展》研究员

彼得 • 布莱尔 • 亨利（Peter Blair Henry）出生于牙买加。小时候，他经常看到一个邻近地区的女人不时来到他祖母的门前讨要食物。他对此感到很困惑，想知道为何自己家总有足够的食物，而这个头发蓬乱、肚子肿胀的女人却没有。

几年之后，当亨利与他的父母移民美国，在生活舒适的芝加哥威尔梅特（Wilmette）郊区定居时，他所看到的贫富差距更加明显。仅仅看周围人的财富状况，九岁的亨利就对美国人的富裕程度大大超过家乡牙买加人这一事实大为震惊。自此以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为何国与国之间的生活水平存在差异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就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亨利如是说。

从生活在牙买加农村的少年到最终成为位于纽约市中心的纽约大学（NYU）斯特恩商学院的院长，亨利走过了很长一段路。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早晨，亨利从对面华盛顿广场公园的街道走进纽约大学的亨利 • 考夫曼管理中心（Henry Kaufman Management Center），先后与碰到的保安、学生和教授亲切地打招呼。然后，他穿过大厅，没有坐电梯，而是从楼梯走到他的办公室——总共 10 层。

制度与政策

亨利现年 44 岁，作为斯特恩商学院 113 年发展史上最年轻的院长，他将其绝大部分的职业生涯用来研究经济改革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的影响。他的研究有时会对传统的经济理念提出质疑，无论是在债务免除、国际资本流动，还是经济增长中制度的作用等方面。亨利与康拉德 • 米勒（Conrad Miller）2009 年合著的研究论文《制度与政策：双岛记》（Institutions versus Policies：A Tale of Two Islands）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该项研究对巴巴多斯和牙买加两个岛国截然不同的经济成就按年代顺序进行了梳理。“读者很可能会将本论文当作是对两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岛国进行的描述，认为这两个岛国更为有名的是其海滩、音乐和奥运短跑冠军，而非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亨利和米勒写道：“不过，我们认为人们完全可以从这个加勒比海奇迹中汲取到很多重要的经验教训。”

“双岛记”一开始就对“制度在一国的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假说提出了反驳。该理论是由戴龙 • 阿西莫各鲁（Daron Acemoglu）、詹姆斯 • 罗宾逊（James Robinson）和西蒙 • 约翰逊（Simon Johnson）等经济学家在 2000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认为经济繁荣是由激励措施造就的，而激励措施是由制度决定的。2012 年，阿西莫各鲁和罗宾逊在其广受赞誉的、名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利、富裕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

不过，当时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工作的亨利和米勒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部分国家富裕而其他国家贫穷的决定性因素是政策，而非制度、地理或文化因素。在对巴巴多斯和牙买加两个岛国（两个国家此前均为英国殖民地，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方面几乎完全相同）进行对比后，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如今的生活水平之所以存在显著的差异源自其他因素，即政府选择的经济政策。

20 世纪 60 年代初宣布独立以后的 40 年间，牙买加和巴巴多斯这两个英国前殖民地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牙买加政府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期间出现了巨大的预算赤字，限制国际贸易的发展并对经济进行大量干预。相反，巴巴多斯的财政赤字较小、最大限度控制国有制经济，并且实行开放市场的政策。

其结果也显著不同。1960 年，巴巴多斯和牙买加的人均实际收入分别为 3395 美元和 2208 美元，相差不大。如今，这种状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巴巴多斯的富裕程度明显超过牙买加，其人均收入达到 15198美元，远远超过牙买加 5358 美元的人均收入。

“当然，亨利和米勒是对的，我们应该注意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独影响，”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在近来发表的博客中写道：“不过，经济政策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这些政策是由政府和政治家们选择做出的，而他们的动机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因此，他们认为那种声称导致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经济繁荣状况存在显著差异的因素是政策而非制度的论点并不具有说服力。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认可亨利和米勒的观点，但很多人认为其研究成果很有意思，因为他们的研究是对决定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因素所开展的近似自然的实验。

“没有百万富翁的栖身之地”

亨利在牙买加度过了生命最初的八年时间，因此“双岛记”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听过迈克尔 • 曼利（Michael Manley）的讲话，”亨利回忆道。曼利是牙买加前总理，在亨利当初看来，他是一位很有才华和富有同情心的领导人，他希望改善所有人，特别是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然而，曼利所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利于市场的发展，并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他推出的一系列经济试验使牙买加负债累累，并导致牙买加经济连续八年陷入极度萎缩之中，”亨利解释道。

在 1977 年的一次讲话中，曼利宣称“牙买加没有百万富翁的栖身之地。如果你想成为百万富翁，那就去迈阿密吧，每天都有五次航班飞向那里。”亨利表示，这被视为对商业的公开抨击。当时很多牙买加人相信曼利会说到做到，这其中包括亨利的父母。尽管亨利的父母（他的父亲是药剂师，母亲是植物学家）并不希望成为百万富翁，但他们认为在曼利统治下的牙买加将越来越难以得到发展，于是他们与彼得及其三个年幼的兄弟姐妹迁至靠近芝加哥的地方居住。

走出安逸状态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C）求学时，亨利对经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经济学似乎为他提供了一个将其对数学、科学和解决问题的喜好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兴趣融为一体的最佳途径。

在此期间，亨利参加了莫尔黑德奖学金计划（现名为莫尔黑德 — 凯 恩 奖 学 金 计 划，Morehead-Cain Scholarship）。这是一个为期四年的针对 UNC 学生的奖学金计划。该计划受到著名的罗德奖学金计划（Rhodes Scholarship）的启发，主要基于学生的人格力量、学术成就、身体活力和领导能力，为精心挑选出来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

莫尔黑德奖学金计划包括一个暑期强化项目，参与者可以到除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开展全资助工作或学习。在其母亲的鼓励下，亨利申请并成功获得了担任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一名教授的研究助理的工作。当时该名教授正负责对自由经济区在苏联经济解体前几年所发挥的作用进行研究。1991 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亨利回到牛津大学并获得罗德奖学金，开始进修第二个学位——数学。“获得罗德奖学金的经历是我走出安逸状态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亨利回忆道。

在习惯了美国大学生忙碌的作息时间表后，亨利发现牛津大学的生活节奏完全不同。当时手机尚未普及，很多学生甚至没有固定电话。学生间的主要沟通方式是“信鸽传书”，这是一种老式的通信方式，由大学的邮递员在校园人工传递信件。牛津大学的节奏“迫使我放慢步伐，读取另一个学位，这让我有机会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亨利说。随后，亨利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开始其经济学博士课程。此前，当他仍在 UNC 求学时获得了MIT 延期入学的许可。MIT 的学习堪称又一个暑期研究经历，在此亨利确定了其博士论文题目，并可能对他最终步入商业教育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影响。

当 时， 亨 利 询 问 MIT 教授鲁迪格 • 多恩布什（Rüdiger Dornbusch，已故）自己是否可以帮助其开展一项有关 20 世纪 80 年代席卷拉美的债务危机的暑期研究项目。然而，多恩布什建议亨利到时任东加勒比中央银行行长的德怀特 • 温纳（K. Dwight Venner）那里工作，获得部分实际工作经验。当时，温纳正寻求在东加勒比海地区建立长期资本市场，以避免困扰智利和阿根廷等国的各种问题。在获得少量的津贴和住所后，亨利在 1994 年夏季前往圣基茨岛。此后，他为温纳撰写的文章最终成为“东加勒比海货币联盟”（the Eastern Caribbean Currency Union）首个证券交易所理论基础的组成部分。

这一经历让亨利更多地思考资本市场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否应该将其资本市场面向境外投资者开放？开放的后果是什么？——这会导致资本成本如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下降吗？这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在亨利 1997 年的博士论文中，他利用来自拉美和亚洲地区大型新兴市场的数据对上述问题集中进行了探讨。

蚂蚁和蚱蜢

如今，亨利仍对新兴市场的发展很感兴趣，这也是他在今年 3 月份出版的第一本专著《转向：第三世界提供给第一世界经济增长的经验教训》（Turnaround: Third World Lessons for First World Growth）中探讨的主题。该书的前提是，此前的很多“第三世界”现已成功完成历史性的经济转向，成为目前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

“对于我来说，（第三世界）在 30 年的经济改革中实现了这一转向，这一点似乎很重要。第三世界的经济改革是由第一世界国家所推动的，而现在第一世界国家正面临各种危机的困扰，但这些国家的政府似乎不愿采取针对自身的对策，”亨利在接受《福布斯》杂志记者丹 • 斯柯伯尔（Dan Schawbel）的采访时如是表示。

亨利在《转向》一书中使用有关股价、GDP 和通胀的数据表明，新兴市场可以通过采纳三大原则实现巨大的经济成功，这三大原则分别是：自律——持续致力于务实、审慎和灵活的增长战略，重视有利于整个国家而非某些个人或利益集团的举措；清晰——国家领导人明确承诺改变政策方向；信任——如公民及其政府之间或者国与国之间保持相互信任。

为了阐释他所说的“自律”（discipline）的含义，亨利提到《伊索寓言》中“蚂蚁和蚱蜢”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蚱蜢在气候温暖的季节放声歌唱，而蚂蚁则为冬天储藏食物。当寒冬来临时，蚱蜢便觉得饥饿难当，只好向蚂蚁乞讨食物。

亨利说，现在的美国就好比发达经济体中的一只蚱蜢。在经济繁荣时代，当美国出现财政盈余时，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 2001 年决定以减税的形式来派发这些盈余，而非存储这些财政盈余。当美国在2008—2009 年出现金融危机时，政府就没有了可用来缓解危机冲击的资金。

另一方面，智利则可被视为新兴市场中的一只蚂蚁。在安德列斯 • 贝拉斯科（Andrés Velasco）2006 年成为智利财政部长后，随着铜价的不断上涨，智利的财政收入暴增。尽管面临民众的反对意见，贝拉斯科仍成功地抵御住了花费这笔意外之财的冲动。他的未雨绸缪的策略终于得到回报。当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智利政府因为拥有必要的财政资金，在 2009 年为智利公民提供了总价值 40 亿美元的税收减免，从而成功化解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如果我们拥有谦卑之心，注意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这些经验教训，那么所有国家的未来发展就将更加繁荣昌盛，”亨利表示。

在过去 20 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目前这些经济体的 GDP 总值占世界 GDP总值（按购买力计算）的一半以上，而 1990 年的这一比例不到1/3。此外，根据IMF在2012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这些经济体在过去十年间的表现非常出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首次在经济发展方面超过了发达经济体，而在经济衰退方面少于发达经济体。

不过，也有迹象表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势头已接近尾声。IMF 指出，这些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在 2010—2011 年期间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而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则开始加快。

此外，部分新兴经济体近几个月开始出现市场动荡状况。巴西、印度、印尼、南非和土耳其（即摩根士丹利所称的“脆弱五国”）的货币汇率在 2013 年5—8 月期间下降了 13%—23%，可能存在发生货币危机的风险。尽管部分市场动荡来自于周期性因素，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国家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高通胀率和企业及家庭高杠杆率等问题令人担忧，并认为这可能是由不良政策导致的。

那么，近来的发展动向是否证明了亨利的观点是错误的？不，亨利说，“必须把经济周期与发展趋势两者区分开来。”

“近几周来的金融文章称，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经济正在下滑，而发达经济体开始回升。这是一种零和博弈，某种程度上是霸权主义世界，我想这是一种错误的思考方式，”亨利谨慎说道，“实际上，新兴市场的增长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

“新兴经济体在过去 20 年间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来之不易的改革，”他补充道，但同时承认新兴经济体仍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为新兴市场争取更大的发言权

“彼得确实对有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做了很多的思考，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一直如此，”IMF 经济学家塞肯 • 阿斯兰纳普（Serkan Arslanalp）说。他在 MIT时就师从亨利，此后在斯坦福商学院也是如此。亨利的生活背景影响了他的学术生涯——有时甚至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见专栏）。“我虽然出生在牙买加，但在世界一流的著名学府接受教育，现在又在这里工作，因为我认为我拥有一个独特的双重视角，”亨利这样告诉《福布斯》的记者。

可能正是因为他所具有的这一独特的视角，2009年，当时的美国候任总统奥巴马邀请他率领一个过渡团队，负责研究 IMF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情况。当时，亨利强烈主张新兴市场应在 IMF 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现在依然如此。为适应全球经济的变化，部分投票权从发达欧洲经济体转让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举措，亨利说：“新兴经济体所取得的进展得到认可，这一点非常重要。”（2010 年，20 国集团通过了 IMF 的配额改革，批准了这一转让。但截至本文付梓之时，该项改革仍未获得IMF 最大的股东——美国的正式批准）。

当奥巴马总统邀请亨利担此重任时，他正担任斯坦福商学院全球商业与经济研究中心国际经济学松下幸之助教授兼该中心副主任。早在 12 年前，还是初出茅庐的博士生时，亨利就曾在该中心学习工作过。

此时，纽约大学又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老实说，我从未想过我会离开斯坦福，”亨利说，同时表达了对安妮 • 克鲁格（Anne Krueger）和约翰 • 泰勒（John Taylor）等斯坦福同事的感激之情。亨利说，是他们鼓励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过，新的机会实在是太诱人了。于是，他和妻子丽莎及四个年幼的儿子举家迁往纽约。丽莎是儿童精神病学家，毕业于耶鲁大学。

亨利说：“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是一个伟大的商学院，拥有更加伟大的抱负，同时拥有一个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他们在金融危机期间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种感受是双向的。“一段时期后，我们都能看出（商学院）院长选拔委员会的决定了。我很少看到有其他候选人对院长这一职位如此有把握并如此期望获得这一职位，”纽约大学校长约翰 • 塞克斯顿（John Sexton）在 2009 年的讲话中如此评论亨利：“当我真正见到他时，这一切马上明朗了：（他是）一位杰出的、极富创造性的经济学者、与生俱来的领导者和社区创建者，无疑也是一位正直的人。”

做得好和做好事

亨利说，自 2010 年 1 月加入纽约大学后，他就对该大学最近的国际化扩张进程很感兴趣。2010 年纽约

大学在阿布扎比开设了分校，2013 年年初又在上海开设了分校。尽管商学院在这两所分校没有自己的校园，但其已开始增加在海外开设的课程。在上海，斯特恩商学院已启动了有关商业分析的创新硕士课程计划，另外一些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斯特恩商学院这一全新的国际扩张举动帮助亨利吸引到了很多世界一流的教授，包括其在斯坦福大学的前任同事迈克尔 • 斯宾塞（Michael Spence，2001 年诺奖得主）以及保罗 • 罗默（Paul Romer）等。此前几年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的陈宇新教授今年也重返斯特恩商学院执教。

“一些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必须采用更广泛的视角，使用其他的商业工具，”亨利说，“金融在帮助我们了解如何有效地在全球分配资本方面发挥什么作用？营销在帮助我们思考如何通过数字媒体到达贫困消费者方面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如何看待奢侈品消费者不仅包括欧美的高收入人群，还包括尼日利亚和印尼的新兴高薪女性企业主这一现象？”

今年年初亨利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纽约时报》向亨利建议，如果他想帮助发展中国家，最好到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而不是担任商学院的院长。

但亨利回应道：“推动股东价值的东西可能对整个社会都极其有利，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商业在社会中的作用。”

其他人也会赞同这一点。比如，世界银行行长金墉（Jim Yong Kim）近来就指出，每年全球官方的发展援助额仅为 1250 亿美元左右，只能满足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如果你想为贫困人口提供很大的帮助，”金墉说道：“就必须认真思考私营部门所发挥的作用。”

这也是亨利长期以来一直坚信的事情。“我从牙买加曼利执政期间所学到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你如果抨击商业的发展，就不可能帮助到贫困人口。”

（责任编辑童德文，邮箱：jpdong@efn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