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同：政策决策量化研究实践者

加入WTO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该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会如何制约国内经济发展？如何避免让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出台前，科学考量政策效果的影响显得愈发重要。而在为政策出台提供科学依据的政策咨询工作中，量化研究非常关键。

“某个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有正的方面，也可能有负的方面，但正负相抵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仅靠定性研究是给不出来的。但经济数学模型可以告诉你，是正作用大于负作用，或者负作用大于正作用，以及这种作用会在哪产生、可能性有多大。”2014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得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这样解释量化研究的优势。
上世纪90年代，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预测部副部长的李善同主导的团队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引入国内经济社会研究领域，并一直持续不断地构建本土化、基于中国现实社会经济状况的全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Recursive Chinese CGE，简称DRCCGE）原型。二十年来，DRCCGE模型随着数据的充实、更新和研究问题的需要不断调整、细化，这一模型工具在政策决策领域中被广泛应用，填补了国内政策决策定量化研究实用模型的空白，在国际上曾多次做过相关报告，有相当的影响。

尽管在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与预测，宏观经济分析，区域经济和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模型研制与应用等方面的第一线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并被多次授予中国发展奖特等奖、一等奖等，李善同对于政策咨询研究的看法仍然是一贯的谨慎：“我始终觉得，我们只是提供参考意见，真正让决策起作用的在于决策者的智慧。我提供的只是大师傅炒菜用的原材料。这个菜炒的好不好，受不受欢迎，不在于我们给的那些东西，而在于大师傅那两下子。”

与经济学结缘

三十多年来，李善同在经济研究领域做出了诸多重要贡献，然而在1981年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改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之前，李善同其实与经济学理论几乎没有交集，她反倒是在数学领域有过多年的训练和良好的基础。

1962年，李善同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但李善同的本科学业先后因为到河北省参加“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断。“真正的读书时间只有三年，总觉得没有学完。”李善同说。

1968年，李善同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吉林省舒兰县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一年。次年9月，在结束了农场的劳动锻炼后，她被分配至沈阳市一0五中学。中学的工宣队师傅知道她本科所学专业是数学，就让她去教算术，后来她还担任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等科老师。对于那段长达九年的中学教书生涯，李善同最深的感触是“所学知识没有用武之地”。

李善同回忆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无事可做，也没法上课，觉得在北大呆着很没有意思。但后来到了沈阳教书，每年回北京探亲，总是要到北大校园走一走，看那些人早上起来早读、背单词，我特别羡慕，想着：‘唉，我什么时候能回北大再学习。’。”

1978年，高等院校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传来，让原本可望而不可及的“回学校学习”有了实现的可能。当时李善同已经离开大学九年，孩子刚刚出生，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参加招考的决心。“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太大的理想，毕竟耽误十年，不敢说对国家能做什么大贡献，”谈起当初从沈阳考回北京的初衷，李善同说，“但是这是一次许久盼望的继续学习的机会，也可能在今后有机会让自己所学的知识有用武之地。”

1978年9月，时年34岁的李善同顺利考取了北京大学数学系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她师从中国著名数学家庄圻泰先生从事单复变函数研究。1981年11月，在李善同即将从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之际，恰好经济学家马洪在北京组建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马洪希望新组建的技术经济中心能把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引入中国的决策咨询工作中，需要招收理工科背景的硕士毕业生，招聘办公室于是到北大找到了有数学背景的李善同。

从自己熟悉的纯数学领域转向完全陌生的经济学领域，李善同有着这样一番考虑：“我感到自己毕竟年龄不小了，在纯数学方面最容易出成绩的那个年纪已经过去了。但在应用数学方面还可能有所作为。”于是在获得北京大学数学系硕士学位后，李善同成为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首批招收的研究生。也就是这个“非完全理性决策”，决定了她此后的人生道路，让她从此与经济学结缘，走上了数学与经济学及发展研究相结合的道路。

建立中国的CGE模型

良好的数学功底无疑为李善同将数理方法应用于国家经济社会规划和政策分析制定打下了良好基础。1981年6月，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对开发山西煤炭、建设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问题进行论证，这是李善同第一次参与中心的研究课题。利用自己的数学背景，李善同参与了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综合规划经济数学模型研究工作。此后，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跨世纪发展规划问题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为此，1982年10月，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确定了《2000年的中国》作为研究课题，任务是描绘出2000年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可供选择的途径和相应的决策，李善同参与了总体定量分析研究。这项研究成绩斐然：1986年，“2000年中国的总体定量分析”获全国计算机应用展览一等奖；1988年，“2000年中国的研究”获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

李善同在获得这些荣誉的同时，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经济学知识方面的不足将制约自己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刚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时，我甚至不清楚马洪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李善同坦言，“我是学数学出身的。学数学的人有个问题，就是知识面比较狭窄，除了学习系统数学课程外，再学些物理学课程，但是对现实经济的了解是很少的。”

为了让各方面工作开展得更加“顺手”，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有一段时间李善同会骑上自行车去北京大学，旁听经济系的课程。在书本学习与课堂学习之外，来自经济社会规划一线的工作者的真知灼见也极大地拓宽了她的视野。
“技术中心刚成立的时候，有一些兼职的副总干事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他们每几个月开一次会，我们就在旁边听。我记得我第一次见朱镕基是在国务院的假山会议室，当时也不知道朱镕基是谁，只觉得这个人讲话讲得特透彻。”李善同回忆道，“我在研究中心接触到许多人，他们对中国经济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管理工作，听他们讲中国经济和看书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另一重需要突破的瓶颈则是语言。1987年，李善同被派往美国城市研究所学习微观模拟模型。“当时我的英文是很差的，”提起这件事，李善同至今还有些不好意思，“我中学学的是俄语，考研究生也是考的俄语，英语是大学时作为第二外语学习的。”为了在前往美国之前跨过语言关，李善同每星期都去上英文补习班，带着耳机听VOA广播做听写练习。到了美国城市研究所后，与美国同事频繁的日常交流加上大量阅读英文文献，在短短的一年内，她的语言能力很快得到了提升。

尽管在之前的研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多次与高校及其他研究机构合作进行建模与政策分析，但在90年代中期，在长期的政策研究和与其他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中，李善同意识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仍需要一个自己主导的模型，对日常政策咨询研究进行支持。经过与国内外专家的研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终选择用CGE模型作为国内政策模拟工具。

从1995年起，李善同和她的团队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发展中心合作，在OECD发展中心模型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现有经济的特点，对CGE模型进行了改造，建立了DRCCGE模型。“这个模型我们叫它DRCCGE，主要有两重含义：DRC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简称，表明这个模型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立和维护的；二是表明这个模型的性质，D表示dynamic，是动态的，R是recursive，表示是递推的，C表示是中国的。”李善同这样解释模型名字的由来。

相比其他经济数学模型，CGE模型有着显著的优点，它常被用于分析税收、技术变动、环境政策、工资调整、贸易政策等对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影响，可以作为决策支持的有效工具。但学习CGE模型需要储备大量的先行知识和理论，理解模型方程、掌握建模方法也都比较艰苦，这都导致CGE模型方法普及度不高。为了使CGE模型方法能够更好地传承，李善同不仅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在高校招募硕博士生加入项目研究，培养他们“出师”，李善同和她的团队还将其近二十年来的研究经验和成果精华编纂成一套CGE模型系列丛书。

“在建立模型的最初阶段，学生来做模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编制社会核算矩阵，当时著名的CGE领域的专家Sherman Robinson教授的一个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就变成了学生们的工作手册。后来我们出了书，上手就直接用这套书，不用拿那个论文了，数据状况也比原来改进许多，新来的人进入所需要的成本就低得多。” 回顾DRCCGE模型近二十年的发展，让李善同最感欣慰的莫过于随着更多人使用DECCGE模型研究各类经济问题，这个开放的模型的生命力更加顽强。

记录时代发展

“可能是被家庭环境和北大熏陶出来的，我这个人做什么事都要和自己较真，”李善同说，“我所做的研究底线就是不能糊弄自己的认识水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李善同和她的团队也在研究实际问题中对DECCGE模型不断更新细化。到目前为止，李善同和她的团队已经编制了9个不同年份的中国社会核算矩阵（SAM），这一系列数据表不仅为DRCCGE模型的建模提供了详实的参数标定依据，它们还以结构化的数字形式记录了中国十几年来的社会变迁。在完善DRCCGE这一模型工具的同时，李善同始终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翻阅其学术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在众多与中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众多决策背后，李善同和她的团队都贡献出了参考依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是当时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共同支持下，李善同组织召开了中国增长潜力的国际研讨会；并且深入、系统地开展研究，分析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澄清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糊认识，得出了“中国经济仍可保持快速增长”的明确结论，为中央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国家制定中长期规划提供了科学的定量依据。

在对中国中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同时，李善同也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大量专项研究，如南水北调工程、中国加入WTO、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和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中国服务业发展、中小企业发展等，其研究成果均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李善同还致力于中国区域发展和政策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她便开始就参加中国区域发展和政策研究，20 世纪90年代以来，她更是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其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持的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问题，在国家制定区域政策中发挥了重要参考作用。

2004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重点项目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李善同及其团队首次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了问卷调查；首次利用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国内贸易的空间分布及省际边界效应；首次利用各城市生产资料监测价格数据分析了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在此项研究基础上，李善同在政协第十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提案，该提案被第十届政协评选为优秀提案。同时，李善同还带领其团队细致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近年来中国地区差距的程度、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报告在国家制定“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中发挥了重要参考作用。

鉴于李善同多年来在中国区域发展和政策研究方面的积累及其影响，2007年2月，她受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会上做国外区域发展情况的报告，完整而系统地归纳了国外区域发展情况以及区域政策的国际经验，促进了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2008年被世界银行聘请为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顾问，参与了该报告的框架设计和与中国相关内容的咨询。

回顾自己在经济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李善同颇有感慨：“人的一生要做好什么事，还是要靠着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指的是改革开放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无论是中国经济的体量，还是中国经济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都给做中国经济研究的人创造了很多发挥才能、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机会。”地利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包容性与超脱性。“这个平台考虑的问题是综合性、战略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在这样的机构工作能把人的视野和知识面拓宽。”而来自马洪、孙尚清、王梦奎、王慧炯等领导同事和研究队伍中的学生的帮助，则常常给她以启发，支持她在学术道路上继续钻研下去。

“我不是一个像兔子那样能跑得非常快的人，” 李善同总结道，“我的特点是执著，可以像乌龟那样在学术道路上持续不断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