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为什么收入这么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金融高管们继续拿着惊人高薪，分红动辄上亿。发达国家民众对此的质疑不绝于耳。2011年9月还发生了“占领华尔街”的大规模抗议行动。但这并不妨碍金融业仍然是诸多名校毕业生的就业首选。但为什么金融业收入这么高？恐怕多数人未必会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这或许还得从金融危机说起。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一大批关于金融业反思的优秀作品，尤其是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以及盖特纳和保尔森等身处其中的亲历者，纷纷出版了相关的回忆录。在各种反思中，个人觉得最值得重视的一个观点是：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场道德危机。宏观经济政策是资产价格上涨的外部环境，而羊群效应、赌博文化、道德风险对价值观的冲击是催生泡沫的内在根源。曾经以成功预测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著称的诺奖得主、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曾表明，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源自人们在利用暗中的政府担保进行赌博。

正如被误认为经济学家的某财务专家所言：股份制的灵魂是信托责任，而信托责任生于严刑峻法。1929年大萧条之后，罗斯福以法治重塑金融业法制，建立培养了一整套新的信托责任制度体系和文化，才得以使金融业焕发生机。

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信托责任的关系中，法律不适合约束所有的金融活动，尤其是那些不能轻易被预见、简化为清晰规则的。恰恰相反，精确规定通常还会被“玩弄”，产生可能被视为不公平的结果，而对违反规定的法律处罚也不那么好设计和使用。况且，即使最终启动法律程序，采取了法律措施，也已代价巨大，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比如，2008年12月，美国华尔街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案发，这个史上最大规模的庞氏骗局涉案金额高达500亿美元，给金融业巨头桑坦德银行、汇丰银行、巴黎银行造成数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损失，瑞士银行、野村证券、皇家苏格兰银行等大型集团也与该案有牵连。该事件直接重创了已经发生危机的美国乃至全球经济。

1986年5月艾凡·博斯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演讲，这位套利交易商一上台便开宗明义地宣传：“我想让你们知道的是，我认为贪婪有利于身体健康。你们可以贪得无厌，但仍然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自责和内疚的。”台下的听众心领神会，掌声如雷。然而，数年后博斯基被判内幕交易罪名成立。

总之，法律适用于最低可接受行为水平，是一个社会中相对较低的标准。它不仅低于公众预期，而且往往低于公司尤其是金融机构自己宣称拥有的水平。

但这与金融业的高薪又有什么关系？因为建立在法治环境基础之上的金融伦理是整个信托责任体系最核心的环节，是一种对人的伦理行为有着极高标准的行业。这也正是约翰·R·博特赖特《金融伦理学（第3版）》一书给我的启示。恰如美国本杰明·卡多佐法官所言：许多在日常生活中允许做的行为，对于那些负有受托人职责的人来说都是禁止的。受托人的道德标准被认为比市场参与者的更严格。这个行业的道德准则不是单有诚信就可以，还包括最敏感的诚信细节。

当然，这本书所揭示的不仅仅是这种细节，还有围绕金融零售业务、投资伦理、金融市场伦理、财务管理伦理的诸多重要分析框架。这其中最为本质的分析框架正是基于决策与关系的伦理，也就是代理人和受托人的伦理。

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这种决策和关系伦理背后的诚信极其稀缺和高贵。对在伦理上有如此高要求的从业人员许以高薪，既反映了从事这种信托关系服务的价值，也是一种隐性的社会服务契约。这种隐性的契约是：作为对自己在工作上享有高度控制权的回报，职业人士必须保证，在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他们将首先选择利用自己的知识造福社会。

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需要大量的律师、会计师等涉及高度技术化知识体系的职业人士，但由于他们的失范、不端行为具有重大的风险和社会危害，所以不仅仅是市场行为或者聘用契约，还有着行业相关的职业协会等组织来促进其遵守职业操守。每个协会对成员都有组织的伦理行为准则，形成一整套社会化伦理治理体系。

但与法律、医药、会计等行业不同，金融从业者不像医生、律师直接面对患者或者客户的灾难性后果，而是帮助别人赚钱，他们很可能不仅是受托人，而且是活跃的交易者，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就会变得更大。在这个行业中，利己主义发挥着巨大的合法作用，而劝说他人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结合起来难于上青天。金融业的高薪不仅是一份劳动契约，更体现了重要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契约。所以，与金融创新发展同样重要的是：面对信托责任的危机，如何建立起这样一套现代的、有效的伦理体系和文化。

本文刊于2019年1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通知即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