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通货膨胀就是利益集团的合谋

书刊 · 2017-01-09

作者：佚名

1991-2000年的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樊纲教授为《读书》、《经济导刊》等杂志专门写了一大批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文章。2016年11月，这些文章以《经济十八讲：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为题结集出版。本文为该书摘录：

通货膨胀可谓一个“古老”的现象。自有货币经济始(严格地说，是自有纸币经济始)，便有了通货膨胀。不过时起时落，并不天天发生。比如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高增长时期，物价水平就较稳定，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通货膨胀才日渐严重。有了通货膨胀，就要求经济学家出来解释，于是出现了各种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一种更新的理论，叫作“怪大家”——是由于经济中的所有经济行为主体，资本家、劳动者、政府、银行、地方社团，以及其他种种国内、国际的特殊利益集团，都想在有限的国民收入中争得更大的份额，才造成了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这是一种试图用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和利益矛盾关系来解释通货膨胀的理论。

用较早表达这种观点的一本论文集的书名来命名，这种理论可以称为“通货膨胀的政治经济学”(F·赫希和J·高德索普，1978)。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持有或接受了这种理论，并分别根据西方发达国家(见高德索普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秩序与冲突》，1984)、拉美国家(见福克斯利与怀特希德的《拉丁美洲的经济稳定》，1980；索普等人的《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与稳定》，1979)和北欧小国(见卡岑斯泰因的《国际市场上的小国》，1985)的通货膨胀历史情况，对这种理论模式进行了论证。

各种经济利益集团或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通货膨胀，其基本的逻辑关系如下：每个利益集团采取一定的对策(Strategies)，争夺有限的国民总产出，以获取较大的收入。这些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势均力敌，不存在压倒其他的优势，并且谁都有其充足的理由获得他想获得的一份，在其他人收入提高时，他亦有充足理由提高收入，以达到“公平”分配；

于是社会便只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认可”各方提出的“过分”收入要求；而实际总收入又是有限的，结果到头来增加了的只是收入的名义值，即货币数量，使用来衡量和购买同一实际总产出的货币量增大；而收入分配比例不一定有所变化，用货币单位表示的物价水平却必然提高。

在这当中，货币不是谁有意发放出来的，而是被各方势力“逼出来的”，金融系统不发也不行；通货膨胀不是谁有意搞的，而是在你争我夺过程中由各方势力一起抬起来的。它事实上是个谁也不想要的结果，但却又是大家在追求各自想要的东西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结果。

通货膨胀难治也就难治在这里：它是一个货币现象，但背后的实质却是一个利益问题和“社会博弈”问题，治了通货膨胀，必然就要触犯某些人的利益；而若在整个利益结构当中有哪一方的势力能够压倒其他从而治住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就不会发生了。

通货膨胀难治，但各国却都在尝试着各种办法去治。人们总结道，迄今为止各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可称为“利益结构调整法”，即在不变的经济机制和政治制度下，通过利益关系的变革来治理通货膨胀。

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近些年来都采取了这种方法，其中以英、美最为典型，基本做法就是政府通过改变税收、就业政策等，强化某一利益集团的利益和势力，打破原有的利益均势。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加强了企业主集团的地位，而使工人及其他中下层阶级在面临失业危险情况下的争价地位削弱。

失业率提高了，贫富差距拉大了，通货膨胀率却果然降低了，奥妙正在其中。这也验证了较早出现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模型：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历史上，凡是资本家阶级相对优势较大，工人的斗争难以奏效的时期，也就是通货膨胀率较低的时期。

第二类可称为“权威主义”或集权主义方法，近年来拉美一些国家(以及以色列，我以为)，基本循此道而行事。既然经济中各种利益集团势均力敌，缺乏权威，政府便出面来充当权威，采取一套压制性的收入分配政策，如冻结工资等，强制性地实行紧缩。这种方法，自然及时奏效(例如以色列曾一度被视为医治通货膨胀的楷模)。但问题是，原有的利益结构和经济机制未变，皮球一时被压下了水，稍一松手，便会立即弹浮起来，加上压制性措施造成的社会危机，一定时期后也不得不松手，结果是早先一时取得的成就“通通丧失”。

第三类被称为“新合作主义”，这主要是北欧各小国采取的方法。典型的情况是在社会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某种稳定的社会调节体制，如由政府、工会、企业家组成“三位一体”的协调机构，通过谈判来协调各方面利益，解决矛盾冲突。因而这也被称为一种“谈判文化”(negociation culture)或“社会伙伴关系意识”。

这里之所以被称作“文化”，是由于作为谈判基础的，是各行为主体和“精英阶层”共同具有或达成的一种超越于特殊利害之上“共同富裕的意识”，借此就如何解决通货膨胀及其背后的收入冲突达成某种统一的意见，来约束大家的行为。

这种“共同富裕的意识”的形成，显然是有实践基础的：人们在通货膨胀中会逐步发现，你争我夺、互不相让的结果，不过是大家谁也不想得到的通货膨胀(不仅是“零和博弈”，而且是“负和博弈”)，那么显然不如事先大家沟通，一起摆出“免战牌”的好(在博弈论中，这称为“纳什—古诺均衡”)。实行这种办法的国家，近些年来不仅通货膨胀率低，罢工也少，社会稳定，如有政策转变，过程也较平稳。当然，这种机制也有其问题：谈判往往是艰苦、复杂、费时耗力的，因而在决策形成及贯彻上会发生时滞。这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成本”吧。

以上三者当中，理论家们最为推崇、并作为其“政策结论”推荐给大家的，是“谈判文化”。它保持了民主——不是靠“拉一派打一派”，也不是靠强行专制，而是力求使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都得到肯定、兼顾和体现；又形成了权威——不是多元利益主体中某一方的权威，也不是强加于人的权威；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只是社会各方的“统一利益”或不同利益中统一的那一方面、那一部分；而这种权威的行使，依靠的则是社会内部的一种协调和平衡的机制。

这一派理论家未作深入分析、但对我们来说可能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谈判文化”形成的条件。我想，“北欧小国”形成了谈判文化，与它们以下几方面的特征是不无关系的：(1)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的特点是，尽管各市场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利益矛盾，但每个行为主体本身是具有某种“自我约束”动机的，比如说，“预算约束”是“硬”的：自己造成的损失不能让别人去分摊，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无所顾忌”地去争去夺。(2)这些国家都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民主传统深厚，机制健全。(3)“谈判成本”低。小国者寡民、寡民者易沟通。这是大国望尘莫及的。

这一套理论，不可不谓具有启发思考的意义，为理解通货膨胀包括我们公有制的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