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逃离大师

 

对安格斯· 迪 顿（Angus Deaton） 来说， 2015 年 12月是极不平凡的一个月。他前往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手中领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迪顿和妻子安妮·凯斯（Anne Case）在美国共同发表了一篇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关于中年死亡率的论文，引起了公众对关于不平等和收入停滞这一广泛争论话题的关注。

 

“获得诺贝尔奖必然会得到媒体的大量关注， 原本这个关注度是无法超越的，但我们的论文确实吸引了更多关注—就像一个海啸正在消退，希望又迎来一个更大的海啸袭击，”迪顿在普林斯顿大学办公室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温和的苏格兰口音中夹杂着美国口音。

 

在论文中，迪顿和妻子安妮·凯斯（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宣布了一项惊人的发现：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之后呈持平或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自杀和滥用酒精以及类鸦片等药物所致。 当凯斯和丈夫迪顿在白宫诺贝尔奖得主庆祝会上见到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时，总统打断了迪顿对凯斯的介绍，说：“我认识凯斯博士，我们来谈谈你的论文吧。” 

 

这篇论文—《21世纪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中年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直击类鸦片药物流行的核心，认为这不仅仅是一场公共健康危机， 也是一场经济危机。迪顿说：“即使你摆脱了药瘾，也无济于事，因为对于只有高中文凭的人来说，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实际工资 50 年来一直在 下降。” 

 

诺贝尔奖和论文的双重海啸使迪顿一生多产 的学术生涯达到了高潮，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涵盖了多个课题—包括公共健康、贫困、消费、 储蓄等许多领域。 “

 

迪顿用他精湛的量化技巧来处理经济学 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一系列广泛的课题，”普林 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阿什菲尔特（Orley Ashenfelter）说道，“他能够明智地运用证据，密 切关注数据，这种品质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当今世界，无知的观点得到强烈肯定，已经日益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迪顿一开始和现在的成就一点都不沾边。他成长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爱丁堡，他回忆称“当时这是一个相当糟糕的地方”，年轻的迪顿只能通过借阅关于印度和其他遥远地方的书籍来逃避现实。他也喜欢户外活动，很多个下午都在草地上玩耍。那曾经是一片开阔的空地，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人们曾被动员在这片土地上“为胜利而耕作”（“Dig for Victory”）。这项运动在迪顿出生前几天就结束了，后来这片土地又被改回公用绿地。

 

他早期的学术生涯并不是平步青云；他时常会因为看不到进展而感到失望。

 

九岁时，迪顿和家人搬到了位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边境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他引起了当地学校老师的注意。这对他的父母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尤其是他的父亲。迪顿的父亲没能上高中，但后来通过夜校学习补上了课程，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他强烈支持儿子接受教育。迪顿13岁时获得了著名的费蒂斯中学的奖学金，他是那年被录取的两个出身贫困家庭的男生之一，实现了他父亲遥远的梦想。

 

在费蒂斯中学，学生们各自独立学习，这很适合迪顿。学习成为他的爱好。和其他男孩一样，迪顿加入了学校的皇家海军学员军，在海上度过了几个夏天，第一次出国去了法国布列塔尼，在那里他们 “都上岸去买廉价红酒” 。

 

高中结束以后，迪顿被剑桥大学录取，学习数学。但很快他就失去了兴趣，因为当时数学 “教授得非常糟糕” 。他苦苦寻找新的领域，被引进经济学，却不太明白 “经济学”是什么。

 

迪顿对这门学科的兴趣越来越大。他花了一个暑假读经济学课本，同时还在横渡大西洋的伊丽莎白女王号邮轮和玛丽女王号邮轮上打工卖衣服。每隔两周，他就会在纽约 92号码头下船，在一个 “非常艰苦，到处都是肮脏的小餐馆”的地方，慢慢地走出海滨地区，出发去探索曼哈顿的其他地方。

 

回到剑桥以后，学生们所看到的残酷现实掀起了的热烈讨论。迪顿说： “我们都读过左翼报纸我们也都为革命努力 — 不管这是什么意思 —但主要是坐在一起喝酒和打牌。 ”

 

1967年毕业后，迪顿在英格兰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剑桥攻读博士学位，并担任研究助理 — 同时这也是为了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 ·安 ·伯恩赛德在一起。他们搬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生了两个孩子： 丽贝卡和亚当。

 

在工作中，迪顿遇到了一位导师，即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 ·斯通（Richard Stone） 。两人合作分析了储蓄和需求 — 经济学的两大基础。在 20 世纪70 年代高通胀时期的英国，迪顿买杯咖啡都要犹豫再三。当他据此提出，与传统观点相反，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增加而非减少储蓄时，一些见解初步形成。当政府公布家庭储蓄有所增加，印证了迪顿的预测时，那些质疑迪顿的人都感到十分惊讶。

 

虽然迪顿让人瞩目，但他早期的学术生涯并不是平步青云； 他时常会因为看不到进展而感到失望。不止他会这样。迪顿和他的网球搭档，也就是后来的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 ·金 （MervynKing） ，都因为未能获得教授职位而感到失望 （或许为时过早） ，并由此惺惺相惜。他俩谁也没有在30岁之前当上教授。

 

1975 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迪顿成为布里斯托尔大学计量经济学教授。玛丽 ·安却在几个月前不幸去世， 出于个人和职业原因， 迪顿想换个环境。

 

在布里斯托尔，迪顿与当时在伦敦伯克贝克学院的约翰 ·米尔鲍尔 （John Muellbauer）研究出了 “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 。如名字所示，这个模型并没有标榜完美 — 它是几近理想的 — 但它描绘的消费者行为确实比以前更完整、更真实。除此之外，它还可以更准确地预测税收变化等政策对不同收入和人口群体的影响。诺贝尔委员会后来指出， “即使在 35 年之后，它仍然是全球需求估算的基石，无论这种估算是基于合计、个人还是家庭层面的数据。 ”

 

1979—1980 学年，迪顿一直在普林斯顿休假 — 成为他1983 年迁往普林斯顿的前奏 —他被普林斯顿的资源和有识之士深深折服。休假的唯一问题是，普林斯顿 “只付我 9 个月的薪水，所以我需要在夏天做些别的事。”他在世界银行找到了一份工作，从事早期的 《生活水平评估研究》，旨在了解发展中经济体中政策如何影响社会结果。迪顿在这一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家庭调查的发展。

 

随着迪顿事业的发展，家庭调查成为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创新了家庭调查的运用和解释的方式，通过观察消费、分析出生人群和估算当地市场价格来更准确地描述现实。迪顿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印度完成，重新燃起了他儿时对印度的迷恋。

 

他们在 2017年的后续论文 《21世纪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中表示， 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 2015 年。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迪顿在消费研究方面取得了更多的突破性的发现，认识到需要将个人行为与总体结果协调起来。他还分析了消费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形成了 “迪顿悖论” ，指出持久收入假说的标准代表性代理模型是内在矛盾的，因为平均收入的时间序列表现表明居民收入的暂时变化会大幅影响消费，而非小幅影响。

 

在此期间，迪顿更加深入研究发展经济学。例如，他谈到了所谓的贫困陷阱理论。他反对当时广为接受的论点，即营养不良使人们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摆脱贫困。通过对印度的研究，迪顿和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尚卡尔 ·苏布兰马尼安（Shankar Subramanian）提出，营养膳食只需要花费每日工资的5%。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营养不良是贫困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在 2013 年出版的 《逃离不平等： 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迪顿认为外国援助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使受援国政府对外国援助国的责任超越了对本国人民的责任。因此，政府与其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受到削弱，减少了完善机构和进行其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改革的动力。“那种认为 ‘因为这些人太穷， 所以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的观点看似有理有据，但事实并非如此，”迪顿表示， “你本不想伤害他们，但其实你正在伤害他们。 ”

 

这些观点一直存在争议。 “护士、教师、疫苗接种、避免死亡等等都会带来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益处，而长期的制度带来的危害却很模糊，没有充分的证据， ”来自英国乐施会的邓肯 ·格林（Duncan Green） 在反贫困组织的博客上这样写道。另一些人则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外国援助的发放方式。这一争论仍在继续。

 

人们也在继续讨论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即在过去70 年里，世界各地取得的减贫成就瞩目，医疗卫生方面得到了显著改善。迪顿写道： “如果不是全球化，这些进步根本让人无从想象。 ”他反对全球化是问题的观点，认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些 “过河拆桥的赢家” — 制定了错误的公共政策，导致企业寻租、医疗保健缺乏和工资停滞不前。这一论点的详细论述都在凯斯和迪顿 2017年的论文 《21世纪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中一一呈现。

 

迪顿和凯斯正是在普林斯顿相遇的，他们于1997年结婚， 如今在相邻的办公室工作。 迪顿承认，与同事结婚带来了许多乐趣和快乐，但也有一些问题两人尚未解决。“大家希望我们各处演讲。如果我去演讲，安妮教书，那就很难坐下来完成工作。”在鲜有的业余时间里， 他们喜欢用假蝇钓鱼、做饭和旅行。

 

2016 年12月，在诺贝尔奖和关于死亡率的论文的热潮过后的一年，迪顿、凯斯和儿子亚当一起上了一辆伦敦的黑色出租车，前往白金汉宫。“你来这儿干什么?”不确定他们是游客还是皇室客人的出租车司机问道。他的儿子打趣道： “我爸爸发明了 一种女王喜欢的新型卫生纸架 ”在汉金白宫，迪顿被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封为爵士。

 

“这是对学术研究的高度赞美，”安格斯·迪顿教授、爵士表示， “这比找一匹马、一套盔甲和一个长矛，为女王出征要有趣得多。” 

 

健康与工资

 

在2015年发表的论文《21世纪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中年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中，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对类鸦片药物流行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将其与艾滋病危机相比。

 

他们发现，从1999年到2013年，年龄在45岁到54岁之间的非西班牙裔白人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每年上升了0.5%，而此前20年间死亡率处于下降趋势。毒品、酒精和自杀是死亡率回升的主要因素，在没有大学学位的人群中更加明显。发病率也在增加，显示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报告大幅增加。相比之下，美国其他人口群体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死亡率持续下降。

 

在凯斯和迪顿看来，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呢？鸦片类处方药止痛药 — 即鸦片剂的合成形式 — 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广泛传播开来，几乎与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增加同步。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也是部分原因，因为美国工资中位数增长缓慢，养老金计划从固定收益计划转向固定缴款计划，将财务风险转嫁给员工，收入较低的中年白人大受其害。凯斯和迪顿警告说，如果不能控制这种局势，将会导致出现“迷惘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