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至庄和他的两个“Chow test”

 

 

有人说他生来好命，呱呱坠地时口中便衔着那柄金汤匙。5岁起，他就跟在父亲身后，依样画葫芦地模仿着拳师的招式，比划起了自己的拳脚人生。1937年，始读小学的他随家人迁至香港，从老师口中他渐渐读出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怆与忧愤。1948年，母亲为自己最小的儿子打点好行囊。那一年，18岁的他只身远渡重洋。从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到麻省理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再到普林斯顿大学，那个写满数据与模型的世界让他寻到了自我，成就了自我，并为这个时代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世纪60年代，他的“邹氏检验(Chow test)”与动态经济学谱分析方法、最优控制方法，让这位年轻的经济学人声名鹊起。从此，“邹氏检验”成了计量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具，而普林斯顿大学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计划更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此后，他与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顾应昌、费景汉五位华人经济学“大咖”一道，成为了日后推动祖国宝岛台湾经济起飞的“六院士”。那些年，他不过三十五六岁的样子。

 

改革开放之初，他被命运召唤着再次踏上这片让他魂牵梦绕的故土，率先把现代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大陆，并应约成为中国国家体改委顾问。30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为中国经济学界培养了众多栋梁之才，被尊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播种者”。

 

年近九旬，他与太太一掷千金，为中国经济学教育捐赠千万美元。

 

他就是邹至庄，一位“不过做了些自己想做、且该做的事情”的著名经济学家，一位赢得了几代中国经济学人掌声的学界泰斗，一位面对来者的敬意习惯于拱手还礼、普通话中永远夹着广东口音的白发长者。

 

我们常常把掌声送给那些有故事的人，却很少去体会掌声本身的意味。2016年初冬的一个下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A301演讲厅里挤满了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是今天中国最年轻、最具活力的经济研习者。像往常一样，大家各自低头玩着手中的智能机，直到一位老人缓步走上讲台。或许是为了与长者的温厚、儒雅相合，周遭的掌声不躁、不急，却分明听得出由心底拍击而出的敬意。那个下午，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是暖暖的。

 

一位白发长者缘何能收获几代中国经济学人的敬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个老头子，学的东西比别人多了一点，那又怎样呢？我活了好几十年，总归有一些小的事情可以做出来。”褪去权威的华丽光环，这份纯粹与平和或许才是过尽千帆的坦荡与笃定。

 

邹至庄与“邹氏检验”(Chow test)

 

1930年圣诞，邹至庄出生在广州郊区东山槟园。关于儿时故乡的记忆，早已不再真切，唯独海屋旁的珠江上，每年五月龙船赛的热闹在他的脑海里依稀可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志刚曾戏言“邹先生是贵族”。虽是句玩笑，但邹至庄确是含着金汤匙开始了自己的人生。记者曾在不同场合听到邹先生那句“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天才。李嘉诚、王永庆都没有读很多书，但是他们的生意都做得很好，所以他们肯定是天才”，猜想他对于企业家的好感该是来自血液里的。

 

邹至庄的父亲邹殿邦先生是近代广东商界的风云人物。他白手起家，而后富甲一方，曾与胡汉民、廖仲恺过从甚密。他长期担任广州商会会长、广州银业公会主席，近代广州地界上不少重大事件的镜头里都有邹老先生的身影。2013年8月，邹至庄夫妇将邹殿邦自传、书信、账簿和地契等300余件家族档案捐予香港城市大学，为中国近现代经济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广东与香港地区的历史经济数据。

 

杨澄甫乃一代太极宗师，其入室弟子董英杰则是当年中国南方最棒的拳师，而邹殿邦正是拜在了董先生的门下。“董先生每每来家里教爸爸练拳，我就在一边跟着比划。”那一年，邹至庄不过一个五岁的娃娃，“我不敢自称是董先生的学生，因为这样讲似乎有点吹牛。”言语间满满的谦逊，却掩不住出自名门正派的那股子得意。直到80余年后的今天，只要时间允许，练拳依旧是邹先生每日必做的功课。

 

1937年，邹家迁往香港。于是，年幼的邹至庄背起书包，走进了香港的学堂。“除了教书之外，老师整天对我们这些小学生讲：‘你们要好好读书，要如何如何去爱国。’”从老师口中，他渐渐读出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怆与忧愤。那颗“读书报国”的种子，就这样埋下了。或许很多人对于中学语文教材中阿尔丰斯·都德的《最后一课》并不陌生，都曾被法兰西人的爱国情怀所感染。此番情形在战火硝烟中的中国也并不鲜见，以至于今天邹至庄仍要发出“相对于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中国人的爱国意识比美国人要强”的感慨。

 

香港沦陷后，邹家于1942年又搬至澳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家人终回故里，当年的顽童已成风华正茂的少年。1948年，在岭南大学政治专业学习了一年之后，邹至庄只身远渡重洋，从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到麻省理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再到普林斯顿大学，那个写满数据与模型的世界让他寻到了自我、成就了自我，并为这个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1年，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并上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课。弗里德曼第一次走进教室时，他已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印象深于我以往任何一位老师。他告诉我们，‘经济理论能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他思维敏锐，能够对于别人的表现立即作出反应。”60年后，恩师已去，学生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事实上，邹至庄的经济研究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学术思想的影响，比如经济模型应该尽量简单，作用大小主要看其是否能够解释数据等等。

 

正是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两位导师的指导下，邹至庄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美国汽车要求：耐用消费品的研究》。

 

1960年，邹至庄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检验两条线性回归方程式的系数是否相同》，正是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邹氏检验(Chow test)”，并由此闻名世界经济学界。 “邹氏检验”的发现始于对美国汽车需求的研究，主张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用回归的方法研究经济中结构性变化，以找到经济变动中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今，“邹氏检验”已经成为计量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工具。

 

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计划被命名为“邹至庄计量经济研究项目”。

 

另一个“Chow test”——邹至庄留学计划

 

邹至庄在经济学界的理论贡献以“Chow test”为代表，

 

但不少中国人了解邹至庄却是因为这位华裔经济学家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发展立下的汗马功劳。

 

一件事情从零开始，多要借助外力，教育更是如此。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美国经济学家来华讲学，邹至庄便在其中。1983年10月20日，邹至庄位于普林斯顿的家里，迎来了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教育部外事处处长王复孙和负责经济学教育的王泽农。客人离开前，三人敲定了一件事情——1984年夏天，在北京举办经济学培训班，全程采用英文授课，且不设翻译。9个月后，培训班如期在北京大学举行。还是在这个夏天，邹至庄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学教育是会面探讨的主要议题。

 

一年后，“中美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简称“福特班”）正式迁至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由邹至庄牵头邀请欧美知名、甚至是最知名的经济学家来华讲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三门课程，学期为一年。中国人民大学的“福特班”项目始于1985年，止于1995年，先后有417名学生参加了培训；1987 —1992年的五年间，另有201名学员在复旦大学完成了“福特班”的学习。洪永淼、蔡洪滨、肖志杰、刘振亚、赵耀辉等知名经济学人皆出于此。“中美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被认为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系统地将现代经济学理论引进高校的开篇之举。从此，现代经济学在国内渐成显学。

 

作为最早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外学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邹至庄的《中国经济》问世。其中文版的翻译工作由当时尚在普林斯顿深造的杨小凯、于大海两位学者担纲，译本于1985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这样一本教材恰是当时中国经济学教育所急需的。

 

1984年夏，邹至庄向国家教委提出了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的研究生，由他推荐到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就是著名的“邹至庄留学计划”。作选拔之用的试题由邹先生亲设，这就是国人所熟知的另一个“Chow test”。

 

那个时候，国内少有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报考者多为理工科学生，缺乏对于经济学最基本的认识。于是，那本《中国经济》很快扮演了考前辅导用书的角色。考试结束，教委把名单交给邹至庄，由他来安排这些学生在美国的去向。

 

要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研究院去读书，即便对于美国学生而言，也并非一件可以轻易做到的事情，何况是30年前准备改读经济学的中国理工科学生。“这绝不是我个人一封信可以做到的。”邹至庄亲拟了一封推荐信，收信人为北美排名前50的经济系的系主任。这封信言辞恳切，落款尤为用心良苦。“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三个人的签名”——除了邹至庄外，另外两个签名是由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 Brian Taylor）和 埃德温·米尔斯（Edwin S. Mills）亲笔写下的。事实上，这一切的准备工作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此前，泰勒与米尔斯都曾应邹至庄之邀，来华授课。两位大师对于中国学生渴求系统的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认同，便是从那时起在北京埋下的。

 

这样一封信的分量可想而知。1985—1987三年间，共有165名中国学生经由邹至庄的推荐，步入北美高等学府，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周林、李稻葵、许小年、白聚山、梅建平等人均受益于此。如今，他们大多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记者曾目睹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当着学院师生的面，将深深一鞠躬送给邹至庄先生，情真意切胜于万语千言。

 

面对后辈奉上的敬意与感恩，邹先生总是回以那句“我只是做了我乐于做的事情”， 转而庆幸自己的好运气：“我遇到了很好的机会，只是没有错过而已。”开始以为这些不过是老先生的谦虚与客套，可是聊久了才发现他是认真的。

 

后辈学人感激邹先生为自己推开了一扇命运之窗，而他却感恩命运选择了自己的手去推开那一扇扇年轻的希望之窗。这是个体对于生命价值的判断与期许。

 

作为一名学者，将1000万美元捐赠给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他不纠结；作为一掷千金的“富豪”，他却抱怨iPhone叫价太高，坚持用笔记本电脑收发邮件与外界沟通。不讲课、不出席活动的时候，在他身上常常可以寻见普林斯顿的校徽。讲台上的邹至庄，则总是西装笔挺，儒雅体面。翻出30年前邹先生授课福特班时的照片——他常常着一件深色西装，持重又笃定；内搭一件高领羊绒衫，内敛而得体。

 

教师总是依恋讲台的。去年12月，邹至庄在厦门大学停留了两个星期时间，而捐款不过是他此次行程中的一个环节。与研究生座谈、给本科生上课，年轻人眼里，他褪去了大师的光环，只是一个睿智而亲切的大朋友。应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要求，邹先生要给本科生做六次讲座，题目涵盖了中国经济学、 经济学基础和城市经济学几项内容。面对知识储备相对薄弱的本科生，在一个半小时内讲清楚相关题目的所有重点绝非易事——尤其是对于邹先生而言，因为他无法接受一堂不够完整的授课。“我教了几十年书，电脑里存了很多课件。可是这一次，竟没有一个现成的课件可以拿出来用。”谁能想象这位享誉世界的经济学泰斗，竟为了给本科生上课而在夜里挑灯备课。

 

我们常常仰望“星空”，期待同样耀眼的人生，却未必晓得从哪里开始发“光”、发“亮”。用邹先生的话来说，“生活原本就需要些努力，这也恰恰是生活的乐趣所在。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幸运的是，这些事可能对于国家、对于社会也是有些好处的。”

 

“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比物质资源更为重要。时尚美观的建筑、设备先进的工厂都是由人力资源创造出来的。”作为经济学家，他的行为背后似乎总能找到一个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动因。

 

经济学本是经世致用之学，经济学家无不梦想着为国计民生贡献力量

 

有个坐拥万贯家财的“富爸爸”，无疑是人生的第一份运气。如果不是家境殷实，1948年的光景，一个20岁不到的年轻人恐怕难有机会远渡重洋去彼岸求学，更不要说怀着那份自费且不打工的潇洒与淡定走过。“当时的想法其实很单纯，出去就是为了学成之日回来报效祖国，因为前辈们都是这样做的，只是留学目的

 

地先是日本，而后是欧洲，后来又变成了美国。”说这话的是邹太太——邹陈国瑞女士(Paula Chow)。

 

上个世纪之初，邹陈国瑞的父亲——陈和铣先生，被列为江西省首批公派留学候选人，获得了江西督军李烈钧的资助。1912年冬天，陈和铣同陈寅恪、梁仁折和谢寿康一道，自东北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俄国和德国，最后抵达了巴黎。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在法国巴黎大学研习法律与政治学，而后踏上了归国的列车。

 

纷乱的年代，个体的命运总是在无奈中被时代裹挟着前行，个人意志难免在风雨飘摇中被牵扯得七零八落。然而，对于那些确有情怀的人而言，那份“初心”并非只是让人魂牵梦萦，而是总归会把他们拽回原本的轨道上，只是时间早晚罢了。

 

经济学本是经世致用之学，经济学家无不梦想着为国计民生作出自己的贡献。

 

上世纪60年代，放眼世界经济学界，优秀的华人经济学人屈指可数。而那时，30几岁的邹至庄已崭露头角。1966年，邹至庄应邀赴台讲学，从此，与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顾应昌、费景汉五位 “大咖”一道，成为了推动宝岛台湾经济起飞的“六院士”。

 

邹至庄坦言，恰恰是当年的那些经济实践，为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曾是研究、协调和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部门。上世纪80年代，邹至庄成了“体改委”的顾问。

 

“1980年前后，1块美元可以兑换2块人民币。而事实上，1块美元的购买力却远远高于2块人民币的购买力。这个比率是没有道理的，它需要慢慢调整到由市场来决定的状态。”当年的许多事情至今让邹至庄难以忘怀，“早上，我出门与‘体改委’两位副主任讨论汇率问题，等我晚上回到酒店时，竟发现前台墙壁上显示的‘外汇牌价’已经与出门时不同了。”除了外汇改革，双轨制改革、控制通货膨胀等等，都是当时邹至庄参与探讨、论证的重要议题。

 

春种是为了秋收，而“桃李满天下”无疑是更高层面的收获。“今天，中国经济政策咨询已经有了很多的人才。”说这话时，在邹先生脸上找不到一丝失落，或许这恰恰是他当年砥砺前行所追求的，“但是我依旧关心中国经济。不变的是我一直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