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钊:一个甘于坐“冷板凳”的学者

“户籍”议题是陈钊的研究重点之一，在当前的流动社会中，讨论这一话题，不论抱持什么样的观点，都少不了“挨骂”，有时这种骂声来自官方，更多时候，来自社会。陈钊却接连发表多篇文章，讨论这个“触霉头”的话题。他从各个层面论证“户籍”改革的方向，最后都指向一处“交给市场”。

今日，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推送原载于复旦《仙舟客》的陈钊教授专访，分享这位青年教授在求学、为学、教学的故事。陈钊在谈及自己的研究重点时如是说，“现在太热闹了，经济学市场很大，各种声音都有，这就更需要我们强调严谨与踏实。研究的问题来自激荡人心的现实，但研究必须潜心坐下来，必须还得是提‘冷板凳’精神。”

 

1991年夏天，和今天大多数高中毕业生相似，陈钊在高考志愿面前，十分茫然。沉浸应试教育中，没有太多精力思考自己的志业。直至高考发榜，填报志愿前夕，班主任告诉他复旦是零志愿，可以报一个试试。最终，由于分数差距，他从原本想报考的世界经济系，被调剂到经济学系。

当年小小的偶然、阴差阳错，奠定如今的学术道路。什么原因让他走上学术之路？面对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急剧扩张，他与当前的主流观点保持怎样的距离？今天，一起领略这位学人的风采。

和陈钊聊天，记者发现用“薪火相传”一词来形容复旦经济学院一代代学人的精神再恰当不过。时隔二十余年，他依然清晰记得1992年，接受一年军训之后初入复旦求学，在一场坐谈中，听到经济系老教授张薰华对青年学子的谆谆教诲，“做学问要甘于坐冷板凳”。

虽是简单的一句话，却为他埋下一颗学术的种子，时光流转，直至今天，陈钊发表的大多数作品仍都围绕着中国的重要现实问题，但他还是反复强调“冷板凳”精神。“现在太热闹了，经济学市场很大，各种声音都有，这就更需要我们强调严谨与踏实。研究的问题来自激荡人心的现实，但研究必须潜心坐下来，必须还得是提‘冷板凳’精神”陈钊如是说。

 站在今天往回看，为学多年，他的学术之路也有一些小“套路”：一个好的研究，首先要关心现实，用敏锐的眼光寻找问题。“要学会问问题！”导师张军教授的这句话他至今仍清晰记得。找到问题后，不急躁、不浮于表面，仔细找寻现象背后相关的制度背景，用科学的方法去思考、求证问题。所谓“冷板凳”精神，在这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每每探寻一个新问题时，都要沉思各种可能性，借助经济学直觉，从对实践的观察与体验、从各种素材资料中扎实寻找答案，进而结合现在文献进展判断自己的研究在学术谱系中的价值，用辛勤的付出推进当前学界认知的发展，“学者越是在这样浮躁的环境中，越是要多想想我们的这些老先生。这是复旦经院最富贵的精神财富。”

不只是两位张老师的警言，谈及求学时光，朱强老师言谈风趣的课堂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彼时，在大学一年级的课堂里，朱强老师为新生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授方法至今记忆犹新，“他会举很多例子，都是围绕着贴近生活的故事来讲某一个经济学概念与原理，深入浅出，学生也容易理解。”

聆听学界大师的讲授，与他们接触，滋养着心中治学的种子，发芽成长，他慢慢感受到其实做学问是一件开心的事。

真正奠定陈钊的学术志向，还需从一份名为《经济学人》的学术小报说起。本科期间，辅导员希望班上的同学能成立相关的兴趣小组。由是，同学们纷纷组团，有人组织书画组、有人投身体育组，方颖、丁维莉、陆铭、陈钊则加入了学术组，四位共同创办了这份对开版的学术小报。

回忆起办报时光，陈钊感叹“非常难”，随后他向记者描绘当时的情形：那还是286电脑与WPS同行的年代，最初他们只能将同学们的一篇篇文章，用五笔字输入电脑后打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块，然后找一张空白A3纸，把小纸片贴上去，中间要缀以电脑打印出的各种花边，纸张间隙还得用修正液盖住，否则印刷后会出现黑线，这一切完成后，才能付诸胶印。让人欣慰的是，经过代代相传，今天，经济学院的本科生将这份“有历史”的小报传承下来。新潮方便的排版软件取代了过去的手工排版，激光打印取代了老式的誊印，不随岁月变迁的，是办报过程中，一份对学术的追求。

这段经历，让陈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学术志向。当年的四位办报人中，丁维莉与方颖先后赴美留学，而陈钊与陆铭两位则最终在复旦攻读了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今天，搜索陈钊的论文，“陆铭”二字常常会共同跳出，在许多讲座、会议上也能看到两人共同出席。网络空间盛传这段学术佳话，甚至有各路“看客”根据自己的臆想分传着各类走样的故事。在陈钊看来，与陆铭之间的学术合作关键是因为有共同的兴趣，“我们都对中国问题有兴趣，又一直是同窗，在一起讨论交流很多，那自然就会产生合作。”

让人惊讶地是，历经多年合作，他们鲜有发生矛盾与冲突。追问如何捍卫这艘“友谊小船”直至今天，陈钊归纳道“总体来说，复旦的老师是坚信市场化的，因此在原则上的问题，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就不会有根本性的争执。”

为师者，需通过不断培育学生，将自己的知识和信条广为播撒，所谓“桃李芬芳”大抵如此，陈钊也在这条道路上身体力行。不过，大多数导师会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让学生在导师的研究脉络中，走得更长更远。陈钊却反其道行之，对他来说，每带一个博士都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我以前研究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比较多，但是我带的博士不能让他们每个人都还在这一领域发展，所以给每个博士选的题目差异比较大”。这种予学生自主性的方法，大多立足于学生原有的知识背景，有时候一些选题对老师自己都是全新的挑战。

在最早毕业的第一批博士生中，黄伟的专业背景是政治经济学。陈钊让他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探索中国企业为何热衷慈善捐款，在公众面前充分展示社会责任，却又在食品安全、员工福利等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维度上常有疏漏弊病。另一位博士熊瑞祥，则聚焦于中国出口加工区的设立，透视这样的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的作用，特别是，这一政策的效果是否取决于产业政策的定位是否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这些议题相去甚远，和陈钊自己此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有一定距离。据他介绍，最后给学生敲定选题原因仅仅是“这些问题，都来自于我对现实的观察与体验，我都觉得很值得做，背后都有有意思的经济学故事。他们要做的，就是基于数据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把故事说出来。

每一位同学，不同的领域，其实也给陈钊带来不小的压力，他想出了两个办法来指导学生：一是他在给学生提出选题之前，往往将问题背后所需要的文献和数据厘清，指导同学阅读相关文献。二是他会为学生找来一个在相关领域中精耕多年的学者共同合作。这些学者多数来自海外高校，“通过这样的长期合作，也能慢慢建立学生自己的学术网络，对于老师自己的研究，也是新的拓展。”

“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向大都市圈的集聚，如果这种制度上的约束与市场效率是相背的，那么，户籍制度所损害的将是资源在中国城乡与区域间的合理配置，这就不再只是户籍那些事了，市场经济最坏的敌人就是阻碍资源再配置的制度障碍。”

“户籍”议题是陈钊的研究重点之一，在当前的流动社会中，讨论这一话题，不论抱持什么样的观点，都少不了“挨骂”，有时这种骂声来自官方，更多时候，来自社会。陈钊却接连发表多篇文章，讨论这个“触霉头”的话题。他从各个层面论证“户籍”改革的方向，最后都指向一处“交给市场”。

他以具体的医疗、教育、安全为例向记者讲述，认为大多时候，政府的治理理念需要调整。面对“交给市场”的论断，已经取得北京、上海一线城市户籍的人常常忧虑自己所生活地区，医疗、教育资源因为“市场化”让原本稀缺的资源变得更加紧张，安全形势也因为外来人口的流入变得严峻。这样的忧虑，从最简单的经济理论来说就是说供不应求，陈钊反问道“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市场化的手段来增加优质的供给呢？”

在他看来，供不应求，许多时候是管理理念本身造成的。当前城市中的公共服务，大多是按历史上的户籍人口规模来配备的。伴随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非户籍人口流入，按照此前户籍人口进行管理已经与时代环境不相适应。

对于外来人口可能加剧大城市社会不安定的担忧，陈钊认为，政府需要换种思路来考虑问题。在他看来，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城市无法硬性将外来人口排除在外，如果城市对外来人口是排斥的，他们既无法获得好的发展机会，也难以形成良好的心态，这样的群体在城市中存在当然会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但这本身也恰恰是我们的政策所导致的。

虽然观点与现行政策相左，也免不了社会舆论的“骂声”，陈钊依然坚持“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也应该讨论，为什么我们的结论一定要跟政府的政策取向完全一样？学者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让现行政策做的更好。”

在经济学院求学、为学、教学，陈钊已经走过二十五载，像一场接力赛，他接过老先生们传下来的“冷板凳”精神，又将求真问学、勇敢批评的精神传予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