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经济学家素描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经济学家普遍长寿。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如此。国外的，像阿尔钦、哈耶克、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加尔布雷斯、舒尔茨、丁伯根、阿莱斯……；国内的，像张培刚、马寅初、薛暮桥、陈岱孙、宋涛、于光远……，都活了90岁以上，科斯更是活了102岁。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尽管只活了67岁，但相比当时欧洲人不到40岁的平均寿命，也还是高出了一大截。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经济学家的长寿，很可能与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真理，不断迸发无限的生命力有关。所谓经济，顾名思义，经世济民。使社会繁荣，百姓安居。问题多多、困难重重，不用怕，他们就是冲着解决问题来的。他们打通了自己的内心和外部的世界，从内心深处能感受到真正被社会所需要，因此也就没有了患得患失、惴惴不安、生不逢时、怀才不遇、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含恨而终……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简而言之，就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这是人类唯一的、永恒的求索。而一流的经济学家或许就是这样一群人：用自己的人生去认识世界，从而最终认识了自己。

 

 

说起经济学家，肯定要从亚当•斯密开始。他是经济学的鼻祖，创世纪一样的人物。

 

1723年，他生于苏格兰法夫郡，据说他经常想事情想得出神，以至于很早就养成了独自发呆、自言自语的习惯；1737年，未满15岁的亚当•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读书；1740年，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求学；1751年开始，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1759年，他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极高的评价；1764年，陪同一位贵族的儿子到欧洲大陆游学，期间他拜访了伏尔泰等知识界著名人物，两年后回国；1768年开始，亚当•斯密全身心的投入到新书的写作中；1776年，新书出版，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

 

                                           

 

 

《国富论》开宗明义，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进步，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的运用中体现的大部分的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同时，他也明确指出，“（人们）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简而言之，人们的经济行为会受到“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这些都是划时代的发现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让人欣赏的是，亚当•斯密确立了经济学来自真实世界的传统。他身处的格拉斯哥，当时是苏格兰对美洲贸易的前沿，这样的氛围，有利于他发现国民财富增长背后的道理；陪同贵族的儿子在欧洲大陆游学期间，他与法国重农学派进行了深入交流；而在《国富论》的开篇不久，他就讲到“我见过一个这样的小厂……”，这便是众所周知的扣针工厂的故事。

 

亚当•斯密开启了后世的经济学。张五常说：“他的主要论点的整体，不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越来越对”；“说到思想传世，经济学历史上没有谁比得上斯密。”

 

然而，后世对亚当•斯密的思想有颇多误解。

 

比如，我们通常认为他认定人性是自私的。然而，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清晰地写了这样的话：“在人的天性中总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无论一个人在我们眼中是如何自私，他总是会对别人的命运感兴趣，会去关心别人的幸福；虽然他什么也得不到，只是为别人感到高兴。……我们常常为别人的痛苦而痛苦，这是无须证明的事实。”或许，弗里德曼的话更能解释这个误解：“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

 

再比如，认为亚当•斯密主张政府应该恪守守夜人的角色，周其仁认为：“在政府职能问题上，斯密不过陈述经验事实。试想一下，在那个连大英银行都是私人经营的时代，除了国防、司法和公共设施，君主（政府）还能管什么事？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让我们更正一下：斯密从来没有主张过政府‘应该’充当守夜人。”

 

可见，要想真的了解亚当•斯密，还是潜心下来读读他的《国富论》吧！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马歇尔将经济学从人文科学的一门必修课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剑桥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学系。

 

                                           

 

 

马歇尔，1842年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工薪家庭，父亲期待他能成为牧师，但马歇尔只对数学着迷。在一位好心的叔叔帮助下，他进入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数学，毕业后留任该院的研究员。后来，马歇尔选定经济学作为专业，原因是他曾在假期走访了几个城市中最贫穷的地区，他无法忘记那“一张张贫穷的脸。”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尽他所能“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彻底的研究”。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该书被奉为经济学领域的“圣经”，和《国富论》齐名。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本书在西方经济学中都占有支配地位，是一本权威的教科书。

 

该书的绪论中这样写道：“人类的欲望永无穷尽，然而各种资源却相对稀缺，欲望只能得到部分满足；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有效利用可供选择的各种资源，以求人类欲望的最大满足。”马歇尔的经济学说，成为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因为微观经济学产生的前提，就是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其目的就是提高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

 

也是在这本书中，马歇尔提到“经济学不但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还是一门研究人的科学。经济因素比宗教、艺术、尚武等任何因素更直接地影响世界历史的构成和人类性格的形成。贫困问题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通过此研究可以追寻人类堕落的大部分原因。”

 

1885年，在剑桥大学的任职演讲中，他这样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尽管我才疏学浅、力量微薄，但我仍怀有这样的宏愿：要竭尽我的所能为剑桥这所英才的伟大摇篮培养更多的人才，使他们走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头脑冷静、内心热情，能够不遗余力地与周围的社会苦难作斗争，为使人们获得更多的美好、高尚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而努力，不达此目的，决不罢休。”

 

 

欧文•费雪，经济学家，数学家，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他创建了金融学的许多重要概念，堪称金融学的奠基人。他主要贡献是确立了货币理论原则，提出了著名的费雪方程式。费雪方程式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货币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商品价格的上涨。借助这个结论，弗里德曼将通货膨胀的矛头直接指向货币的发行者——政府。

 

                                                   

 

 

欧文•费雪，1867年生于美国纽约州。1890年他开始在耶鲁大学当数学教师；189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转任经济学教授；1929年与熊彼特、丁伯根等人发起成立计量经济学会。费雪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著作颇丰，一生共发表论著2000多种，合著400多种。他的理念，也对后世的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费雪认为，资本是现在和将来收入流的源泉，因此凡是可能产生未来收入的资源都是资产，这一点启发了舒尔茨，他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也尊称费雪为“美国大经济学家”。

 

费雪最著名的著作，当属《利息理论》。该书本意是对1907年出版的《利息率》进行修订，然而为了阐述得更加详尽，他几乎把这本书“完全从新改写”。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因筹措战费以及战后的赔款、复兴及工商业的重建而引起惊人的信用膨胀，使经济学家和生意人又重新注意资本主义以及利息的性质和起源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费雪认为应该“为金融界、实业界的领导者以及经济学教授与学者们”写这本书。

 

张五常对费雪的学问推崇备至，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经济学者是费雪与弗里德曼”。对于《利息理论》，张五常更是认为，这是“一本细读后会觉得自己的智商跳升十点的书，其中对投资与消费的分析古往今来无出其右”，主张学投资理论要拜费雪为师。当看到费雪的经典论著没人读，或者内容被简化了，张五常惊呼这“绝对是灾难”，就算他“错的地方也教我们很多”。

 

费雪的一生，非常坎坷。1898年，他感染了当时被称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1919年，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因为精神崩溃而去世；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之中，作为投资理论大师，他倾家荡产并累及亲属，声誉备受打击；1940年，和他共同生活了47年的妻子玛格丽特•哈泽德去世。

 

其实，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学问和发财不完全是一回事，牛顿做投资也血本无归。面对接踵而来的打击，费雪仍然坚持自己的研究。1929年，费雪在大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但第二年（1930年），他就出版了《利息理论》。此后，他又相继出版了《繁荣与萧条》（1932年）、《大萧条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1933年）、《百分之百的货币》（1935年），“尽皆精彩”。可见，费雪的生命力、意志和创作力有多顽强！

 

 

约瑟夫•熊彼特，著名经济学家。1883年，他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家庭；1901年开始，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曾执教于几所大学；1918年以后，有短暂的从政和从商经历；1925年，熊彼特重回学术界，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逝世。

 

                                          

 

 

1912年，熊彼特出版了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该书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创新”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引起轰动。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整个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只是数量上的变化，本身并不能创造出具有质的飞跃的经济发展。通过不断的创新，整个经济体系将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构成的周期性运动过程中前进。

 

熊彼特进一步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承担着创新的义务。正如熊彼特所说，“创新应当是企业家的主要特征，企业家不是投机商，也不是只知道赚钱、存钱的守财奴，而应该是一个大胆创新、敢于冒险、善于开拓的创造型人才。”

 

面对当前世界和中国经济的现实，创新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今天不仅不过时，而且越来越能派上用场。为此，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熊彼特很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1950年，管理大师德鲁克随父亲一起去探望熊彼特。谈及如何凭借自己的某种成就而不被世人忘记时，熊彼特对德鲁克的父亲讲：“我希望自己能够把6个聪明的学生造就成一流的经济学家而不被世人忘记。”5天后，熊彼特就去世了。

 

 

富兰克•奈特，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创始人。1885年，奈特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1913年，在田纳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哲学；一年后，开始学习经济学；毕业后，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两年，后移居艾奥瓦；1927年，奈特回到芝加哥大学工作，一直到退休。

 

                                              

 

 

1921年，奈特出版了他的成名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这是他修改后的博士论文。在该书中，奈特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说明了利润来源，揭示了企业性质。而不确定性，由此成为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应用广泛。

 

奈特认为，世界上只有少数人是风险偏好者，而绝大部分人是风险规避和风险中性者，后者愿意交出自己对不确定性的控制权，但条件是风险偏好者即企业家要保证他们的工资，于是，企业就产生了。利润理论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

 

1924年，奈特发表了《社会成本阐释的一些谬误》，直指剑桥经济学大师庇古1920年《福利经济学》中的错误。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庇古举了两条公路的例子。奈特认为推理逻辑没有错，但假设公路不是私有财产的前提是严重失误。然而，庇古并没有回应，只是在再版时，把公路的例子给删掉了，以至于产权理论的发展延后了好多年。

 

奈特长期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他的学生中有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其中包括弗里德曼、施蒂格勒、布坎南等著名经济学家。科斯二十岁游学美国时，曾旁听过奈特讲课，尽管不同意其观点，但深受启发，写出来了后来获奖的文章。然而，奈特的学生说在课堂上不知道他说什么，或许正是凭借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奈特启发了学生的思维，教出了不少名家。

 

据说，有一对父子都是奈特的学生，父亲发现奈特给儿子出的考题，和二十年前给自己的考题一样，于是问奈特：“教授啊，我儿子今天的考题跟二十年前你出的一样，难道你的学问没有长进吗？”奈特回答说：“题目是一样的，但答案已经不同了！”。

 

奈特说：“科学的基本规则——真实和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这是他一生的准则，也影响着后世的经济学家。

 

 

罗纳德•科斯，1910年生于英国伦敦市郊的威尔斯登一个普通家庭；1929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1931年带着对产业组织差异的种种困惑赴美游学，研究产业的垂直与水平整合；1932-1938年在英国几所大学担任助理讲师；1938年升任伦敦经济学院讲师；1940年开始，到政府部门做统计工作；1946年回到伦敦经济学院教经济学原理；1951年移居美国，先后执教于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1964年开始，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直到退休。

 

                 

 

 

 

1937年，年仅26岁的科斯，就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以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市场是比较自由的，而企业里面是有结构的，有下命令的。如果市场“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配置资源，那为什么还需要企业“看得见的手”的存在？科斯发现市场存在交易费用。据此思考，他最终得出结论：市场信息错综复杂，企业能节省交易费用。但为了节省交易费用，企业本身要付出一个组织成本。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孰高孰低，就成为了企业是否扩张的判断依据。当然，交易费用的概念在后世有了进一步的演化。

 

1959年，科斯发表了题为《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明确提出：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必要的先决条件。文章中科斯所举的例子和解释，遭到了芝加哥经济学派学者的质疑，结果引起了经济学历史上最精彩的大辩论。

 

那场辩论是1960年春天的某一天，在戴维德家中晚餐后进行的。科斯以一对九，而这九人绝非等闲之辈，都是名家，其中包括弗里德曼、戴维德、施蒂格勒等。最后的结果是科斯大获全胜，大家心服口服。所有人都慨叹见证了历史，“又有一个英国人发现了新大陆。”

 

“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一点也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正是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奠定了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科斯本人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关切，尽管他从未来过中国。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科斯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那一年他已经98岁了。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12年，弗里德曼生于纽约市一个犹太工人家庭；1933年，芝加哥大学硕士毕业；毕业后曾为罗斯福新政工作；1941年开始，出任美国财政部顾问，研究战时税务政策，当时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194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教经济理论，直到1976年；1988年，荣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弗里德曼涉猎非常广，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代宗师。1976年，为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执教30年，力倡自由主义经济，与众多同仁一起，打造出了著名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在他的领导下，多名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开始主张“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1963年，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出版，挑战主张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的诸多观点，指出他们忽略货币供应、金融政策对经济周期及通胀的重要性。1980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夫人罗斯•弗里德曼合著的《自由选择》出版，当年便成为畅销书。这是一本探讨经济、自由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经典著作。

 

弗里德曼思维非常快，言论和观点无比清晰，喜欢深入浅出。他常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挂在嘴边。但即使这样简单的话，其背后的道理也极为重要。

 

作为弗里德曼的好友，张五常回忆说：“弗里德曼曾经讲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从下至上的；而在计划经济情况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从上至下的。’所以要想发展市场经济，唯一的需要做的是把这些障碍都推到一边去，让市场自由发展，它自然就会成熟。”

 

1985年，弗里德曼在《我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之路》的演讲中，这样回忆道：“当我回想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历程时，不禁深刻感受到纯粹的偶然在我们一生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于是，他想起了弗罗斯特的诗《一条未走的路》。这首诗全文是这样的写的：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都很少留下行人的足迹，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吧！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恐怕我难以再回返。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35年，生于香港；1959年，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商科，后转学经济；1963年，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69年，转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1982年开始，在香港大学任教。

 

               

 

 

 

张五常在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合约理论及分析。他认为，“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之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关于合约安排的理论架构”。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后来成为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张五常认为，“除了解释现象或行为，经济学的整体没有其他好去处”。为此，他“对实证工作好之成癖。要了解玉石市场的运作，我曾经在广东道卖玉。在美国研究原油价格时，我曾到油田及炼油厂调查了好几个月。在华盛顿州研究蜜蜂采蜜及替果树作花粉传播的各种价格时，果园及养蜂场是我常到的地方。”他退休后花了14年时间，写了《经济解释》，并自认“绝对是我最重要的学术作品”。

 

他一生奇遇无数，早年师从经济学大师阿尔钦；后与科斯、巴泽尔共事多年，被科斯引为知己。张五常和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曾多次陪弗里德曼到中国。

 

1980年底，在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上，科斯约见张五常，“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1981年，张五常写文章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但当时所有行内朋友都反对，劝他不要发表，事实证明，张五常的推断是对的。1982年，张五常接受科斯的建议，从美国回到中国香港任教，以近距离观察和帮助中国的经济改革。

 

张五常对中国青年寄予厚望，他看到，“中国青年的知识增长一日千里，令人刮目相看”。他相信，只要大事开放，让中国的青年在国际上竞争，中国就一定能胜出。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向学生们讲述了思考的方法、读书的方法和求学的方法。

 

9 真实世界的求索者：周其仁

 

他，18岁，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到黑龙江插队，后被分配到完达山打猎7年多；28岁，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39岁，出国访问求学，获得博士学位。周其仁似乎凡事总比别人晚一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杜润生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直接参与了农村改革；九十年代开始，他观察和研究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电信改革、国企改革、城镇化、汇率、国民收入、医疗改革、农村土地流转等，形成了一批著作。周其仁的观察和研究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并且推动着改革。

 

历史原因造成的“大器晚成”，让他更懂得做有意义的事情；人生的特殊经历和曾经的种种困惑，让他对真实世界更加执着。他坦言，自己“对在想象的约束下表现高超智力的学问没有什么兴趣，虽然那差不多是美国当代经济学的主流”，他更愿意在真实世界中求解，于是他始终奔走在中国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去观察和研究基层社会的创造。

 

作为经济学家，有些观点难免会引起议论甚至非议，但他一般不愿回复。但如果涉及到重大方向时，哪怕“事不关己”，他也一定会挺身而出。当郎咸平建议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时，他直接指出了郎咸平事实和逻辑上的错误；当“市场化医改失败”的言论几乎占据主流时，他用经济学常识指出“这算哪门子市场化”。

 

他注重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理性客观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两个“奇迹”；他正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认为经济活动就像心电图，有起有落才算正常，要多一点耐心；他相信未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和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会继续接近，中国依然有很大的机会。

 

关于如何学经济，他强调用心和用脑的区别。他认为，“学经济难就难在不容易做到把情感的因素尽可能地放在一边，比较客观地看世界。不是说不要情感、不要价值观、不讲是非，但是一定要把情感、愿望与事情本身的规律和结果，冷静地分开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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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或者生物学，如果不知道，一般人不敢随便开口，但谈到经济，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说上几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对农村前途的认识，会比一个满腹经纶的博士更有见地。联想到孟子认可的“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经济学是真的具备人人都可以研究并获得成就的基础。

 

更何况，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全球经济的“风口”，这对观察和研究经济来说，是何等的幸运！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就是经济研究的最好土壤。一旦解决了它们，我们所沉淀的经验，不仅可以造福自己，而且还可以造福全人类。正如科斯所说，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科斯甚至断言，下一个亚当•斯密是中国人。他相信，中国不仅会出现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而且会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尽管，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不能成为亚当•斯密，但同样可以像亚当•斯密一样，观察、思考和尝试解决我们所处时代的一系列难题。这样的话，尽管我们没有一流经济学家的名声，但有了其本质。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实践。

 

我们唯一需要坚持的，就是在真实世界中不断求索，有目标、沉住气、踏实干，勤学习、干实事，讲效果！

 

 

 

 

 

东南大学的教务处搞了一个面对全校本科生的人文讲座，主要给本科生一些人生经验的指点，我们经管学院的学生负责此事找到我，思前想后就将自己一直考虑的问题给了她，原先的题目是“经济学与人生——经济学家为什么长寿？”，教务处的老师认为题目不够学术化，可能受到我给的提要启示，要求改成上述题目，开始有些不爽，仔细看看还是有点道理。

 

讲座内容介绍是这样的，“经济学家是一个高寿的群体，不是他们具有超人的体质，也不是有过人的智慧，是他们参悟了财富人生的诸多烦恼。了解经济学家们的曲折人生中诸多趣闻轶事,也许对你的人生有不少启示！

 

那么经济学告诉我们哪些人生法则？遵循什么经济学的法则会使你的人生更加有趣？这些法则又怎样影响经济学家的人生路径？特别是在这个物欲横流时代，人的烦恼大都是为物所扰，经济学家们的漫漫人生是他们对生命的礼赞。”

 

恰好刚刚看了《经济学家茶座》姚洋老师拜访经济学家中的“寿星”英国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1910-）教授随笔，颇有同感，于是将讲座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供大家批判。感谢与社科院工经所李海舰教授和我们学院徐康宁院长和邱斌教授有益交流，但文责自负。

 

 

上面提到姚洋老师文章不断提及科斯教授的年龄，的确科斯保持两个记录，一是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下简称诺奖）中在世的最年长者；二是目前为止诺奖获得者中最高寿记录保持者。非常有趣的事情是，目前已有三位超过百岁的诺奖获得者都在世，除了科斯外，还有法国人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1911- ）和挪威人特里夫·哈维默（Trygve Haavelmo，1911- ）。如果将数据扩到整个诺奖获得者人群就发现一些惊人的数据。

 

大家知道，诺奖是1969年新设立的，全称是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到2011年为止诺奖获得者共计69人，性别比例是68:1，除了2009年获奖的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33－）外，一水的爷们。而我更关心的是年龄分布，按照出生年月排列：1902年（包括当年）前出生共有6人，都已经去世。也就是说，目前为止经济学家寿命没有超过110岁；1902－1911年出生的有9位，上面说过3位健在者，过百岁的概率是1/3；1912－1921年出生15位，现有7人在世，活过90岁以上接近一半；1922－1932年出生共9人，仅1990年诺奖获得者金融学大师米勒（Merton Miller，1923-2000）去世了，超过80岁的概率不低于80％。同时，米勒也是已经去世的22位诺奖获得者中4位低于80岁之一，其中去世时年龄最小是康托罗维奇（1912－1986）是唯一低于75岁前去世的诺奖获得者。1932年以后出生都健在。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已经去世的诺奖获得者的平均寿命是84.77岁，经济学家寿命中最差的情况是有不到20%的概率会在80岁前“挂掉”，同时，现有数据表明，你不会在74岁之前离世，当然，学生们可能质疑的问题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人才成熟较晚，而诺奖是不授予已经去世的学者。的确，诺奖获得者的平均获奖年龄是66.85岁，考虑已经去世诺奖获得者的平均寿命，获奖后平均再活17.92年，严格说获奖年龄与寿命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其中获奖年龄最大的是2007年获奖者赫维奇（1917－），生于1917年，也就说他获奖时已年过九旬；而目前最年轻的获奖者阿罗（1921－），1972年获奖是刚过50岁。去年我在纽约访学时，从网上看到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另一位诺奖获得者斯蒂格里兹（2001年获奖，1943－）主持的学术研讨会录像，依然精神烁然才思敏捷，可惜当时住在新泽西的一个偏僻小镇，未能亲眼目睹大师风采。今年是阿罗获奖50年纪念，估计他会保持从获奖到去世最长时间记录，因为他最有可能打破科斯目前保持最长寿记录，如果真是如此，只能说他是一个“神人”。与阿罗相反，维克瑞（1914－1996）应该是最不幸，1996年他得到获奖消息后三天去世，是唯一没有参加获奖典礼的获奖者，幸运的是他也超过80岁，更幸运的是他还获奖了。

 

会不会与他种族和生活的国家有关？目前获奖的人从最后国籍上看，自然是美国籍最多，达到54人，占78.26％以上。但是，考虑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追索其原籍，可以看出几乎包含了欧洲各国民族，俄罗斯人，例如里昂惕夫（1973年获奖，1906-1999），还有最短寿康德拉耶夫等、德国、法国，当然英国最多有5人，北欧挪威居然也有4人，令人吃惊。森（1999年获奖，1933-）和刘易斯（1979年获奖，1915-1991）一个是亚裔印度人和非裔美籍黑人，严格意义上没有黄种人，可能与学科发展的在亚洲发展历史较短有关。

 

但是，在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中长寿之人也是不在少数。最熟悉的当数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培刚先生（1913-2011）去年底刚刚仙逝，按照中国人算法就是百岁老人，他是1945年哈佛经济学博士，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荣辱不惊地走过风云变幻半个多世纪。而在今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楼，陈岱孙（1900-1997）先生的塑像看着自己徒子徒孙们在这里进进出出，陈先生1926年从哈佛博士毕业，曾经与经济学大师张伯伦一同学习和共事。现在一些被人称为“经济学泰斗”之人，不过是陈先生当年“不合格”的学生。无论是在当年的国民政府还是后来的人民共和国，陈先生都有出相入将（曾被孔祥熙邀请做民国的财政部次长，新中国建立后也被邀出任高官）机会，但他一生坚持教书为本，淡泊名利。在这些经济学大师中最为曲折又最著名要数马寅初先生（1882-1982），他是实打实的百岁老人。马先生1916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回国，不管身居名校校长高位，还是身陷囹圄；不管是面对国民党特务枪口，还是平反后铺天盖地的赞誉。老人将爱他的和恨他的、喜欢的和讨厌他、赞成的和反对的人，都在他旺盛的生命力面前屈服。

 

可见，经济学家是一个长寿的群体，不管种族，与身体基本特征，例如身高体重胖瘦没有明显的关系，甚至与人的生活习惯都关系不大。例如，是否喝酒抽烟等不良嗜好也不是严格相关；婚姻状况也是影响不大，有夫妻恩爱一生的弗里德曼（1912-2006）夫妇；也有绯闻不断的欧元之父蒙代尔（1923-），记得当年这位仁兄获奖消息是从《参考消息》转美国媒体的消息，最有趣是一张家庭照片，太太很年轻漂亮，孩子还在地上爬。据张五常回忆，在芝加哥大学哪会，这位老兄几乎周周歌舞升平，搞聚会，办PARTY，搞得不亦乐乎。就是现在已经年届九旬，还在世界各地游说，宣讲他的货币一体化理论，虽屡受诟病，却乐此不疲。那么经济学家为什么长寿？

 

 

许多人认为在其他学科都有其最杰出学者高寿的案例，也就是说当学者的学说境界达到相当高度时，都会有共性的东西一样。也许这就是西方为什么把所有博士都称之为哲学博士（PhD）有相似的原因，博士学位获得者应该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基本过关的一帮人。同样，经济学家高寿是也与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真理，不断迸发无限的生命力相关。例如，前面提到的印度人森（1932－）在青少年时就险遭癌症而罹难，但是，在后来追求经济学理想的过程中不断延伸自己生命轨迹，今年已年过八旬。同样我们熟悉的物理学家霍金（1942－），如果不是通过大脑不断的思考来维持生命的延续，我想他的生命之火早已熄灭。

 

经济学家长寿除了其他学科共性外，也有本学科的原因。长寿与经济学家的境界关系密切，什么是经济学家的境界？“至善”，追求一个最优境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至善”，至善的关键是至，就是追求。而最优境界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描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司马公在《货殖列传》转述称为最优的经济境界。瓦尔拉斯在150年前建立“一般均衡理论”是至善境界是现代经济学解释。作为经济学家自然知道至善境界是每个人追求而又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是，每个人不应该放弃这种追求。那么，作为经济人的经济学家应该最理解“还有什么比活得长久更优的境界？”。

 

当然，经济学家不是为参加长寿比赛而活得长久，他们有自己遵守的原则。我个人认为经济学家主要坚守三个原则，一是成本收益原则，它告诉你取舍，即做还是不做。经济学其本质就是研究财富的来源及其原因。中国人常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对名利的过度追求是许多人遭遇不幸主要原因。但是，更重要是许多人不理解别人、甚至自己财富来源的原因，因此“忧郁成疾”而“英年早逝”。二是边际最优原则，它告诉你做多少合适，即一切都是均衡。就是我们常说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三是风险收益原则，这是严这些经济学最基本的规律对于上格的中性原则，财从险中求，它告诉何时应该退出。述的经济学大师应该是烂熟于心，所以，他们长寿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么，有没有例外？当然有。如果排一排二十世纪的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不说是第一，至少是名列三甲的。但是，与他的成就和声誉与63岁的生命似乎不太相称。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凯恩斯生命中学术成就、社会活动与国际事务、家庭生活和个人财富四个部分，你就不难理解这是为什么？

 

其一，作为马歇尔的入室弟子，其它学说成就不用多说，就凭53岁（1936）发表“通论”，就应该是第一届诺奖的获得者；其二，作为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后，其在外交事务出色的表现，从对巴黎和会的后果穿越时空的精辟分析，到建立布雷登森林体系和IMF，出任首任世界银行（WB）行长，其在国际事务的才能后世无与伦比；其三，凯恩斯在40岁之时迎娶当时欧洲最美50人之一的Lydia Lopokova，著名白俄芭蕾舞蹈家，其艳福之深遭到全欧洲男子的嫉妒；其四，凯恩斯是在多次金融危机中，采用投机式投资未失手的极少数成功投资家之一。按照维基解密的资料，他在1915年资产超过200万英镑，可以说是绝对的“高帅富”（身高198cm）。但是，凯恩斯违背上述经济学原则，索取过度，自然也就要“以命相抵”了。也许有人认为是凯恩斯家族遗传有问题。凯恩斯的父亲老凯恩斯，也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还参加了儿子的葬礼。也许，其父对于经济学原则的理解和运用上远高于其子。当然，如果凯恩斯活到1969年获得诺奖，其年龄也只有86岁，还不是目前获奖中最年长。

 

 

一般认为，学者总是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流芳百世，更希望被一代代传承下去。经济学又是非常具有传承性的学科，今天的莘莘学子无不认为是在继承亚当斯密的传统。但是，经济学发展到19世纪，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和准确的预测，使其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这一点是学术界公认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大危机到来之时，一切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描述的一样。但是，当资本主义的大厦行将倾覆之时，凯恩斯理论挽救它，后来发生的一切不用我多说。

 

十分巧合是，马克思（1818－1883），这个指出资本主义必定灭亡的人逝世后不到三个月，凯恩斯（1883－1946），这个被公认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人诞生。更为巧合的是，另外一个人也在这一年诞生，就是提出创新理论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新生的熊彼特（1883－1950）。他是在马克思去世前一个多月诞生，他的学说受到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巨大影响，在其最重要的著作《经济思想史》中反复讨论、试图修正马克思学说，他也没有活过七十岁。其经历与凯恩斯相似，但是没有凯恩斯“辉煌”，也就活的长些。本人不相信“转世”，但是，看到上述数字，考量这三人在学术上传承性，使我不得不相信经济学家是会“转世”。如果真实存在，可以想象19世纪最杰出学者马克思将20世纪最杰出的两个经济学家化为自己的“转世灵童”，其思想功力可想而知。 

 

当然，不管你活的多久，生命总是有限的；那么，比长寿更长是什么？当然是不朽，什么可以不朽？思想！所以，生命有限，思想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