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英雄从来归社稷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1961年，著名书法家于右任送给蒋经国的座右铭，在贾康接受《英大金融》采访期间，被他特别提及。

交错的时空中，贾康的身份不停转换。他是那位休息日从驻地走几十里地去附近县城新华书店看书的年轻解放军战士，是那位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的煤矿工人，是那位拿着一摞单位介绍信、奔波江苏数地辛苦调研的研究生，是那位凭《论广义狭义价值规律》一文初露头角、应邀担任1984年莫干山会议审稿者的年轻人……也是那位后来享誉政学商三界、屡屡献计中南海的国家智囊和一流经济学家。

可是，无论身份为何，身处何地，他的初衷未变。

“为国家长治久安献计献策，为人民群众谋求幸福，为弱势群体分忧解难，这应是我们心头所系、笔端所触的研究归依和境界追求”。

在贾康位于北京西三环的办公室中，由一摞摞书籍、报刊码起来、杂乱陈列的“纯天然书柜”的衬托下，隔着书桌上堆积成山的资料，他一板一眼地说出这番话。这可能是为什么，当年他前往拜谒中山陵，诵念刻在石壁上的《建国大纲》时，会被字里行间折射出来的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情怀与振兴中华宏大构想感动得泪流满面的原因。

“天下为公”的现实演绎

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番话若是出自其他人，即使不被认为是空话和套话，也会让听者感觉茫然。不过，配合上贾康说话时的安静与真诚，联想到他日常的为人和主张，你剩下的便真的只有尊重和信服。

否则，你决不会理解，为什么卸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已近一年，现在忙于执掌着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两家民间智库，在全国两会、博鳌亚洲论坛等公开场合，这位“中国最诚实、坚定的公共财政改革理念推行者”，最关心的还是改革攻坚、财税体制设计、一带一路、地方债务风险化解、房地产税、司法不公、人口政策调整等重要的国家议题。而且，在对这些议题发声时，立场的支点依然明白无疑地落于国家利益和民众幸福。

例如，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个焦点新闻便是作为经济学家的贾康，提交了一份法律专业的议案——《关于在司法改革中力行信息公开、矫治和防抑司法不公的提案》。究其缘由，是他强烈感受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样美好的愿望和目标，在现实中总难完全实现。被称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的司法，受相关冤假错案以及司法腐败问题的影响，不仅使公权体系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也正在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销蚀剂。为最大限度防止出现当事人“无处讲理”的绝境，以防矛盾激化走向极端，矫治和防抑司法不公，必须大力推进司法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以司法阳光化和公权制衡机制化，促进公平正义，这已然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愿望”的客观、紧迫需要。

而此次“两会”间隙，他在参加《能源评论》组织的“两会”部分代表对有关“一带一路”的讨论时，最先强调的则是“一带一路”对于中国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平崛起”以及保持“升级版”持续发展势头的重要性。若不是后来提及和展开讨论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对于开展“一带一路”的作用，几乎让人忘记了他经济学家的身份，而更多认为他是一个具有全局战略视野的国际政治研究专家。

“大公有私”不忘“重道”

当然，贾康也清醒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要求每一个人从孙中山强调的“天下为公”进至“大公无私”境界，是不现实的。

所以，2010年年初，在一次和同行、研究生的交流中，他提出了“大公有私”的做人理念。认为“谁都在物质利益世界里生活”，也许难以做到“大公无私”，不过，“先公后私”、“大公有私”，通过努力是能够做到的。

但在其看来，这可能已经是为人处世的原则底线。一个人，如果看不到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没有基本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感，不可能取得大成就，也不值得多交往。所以，他还给“大公有私”加了一个“重道”的注解。如果说，国家和人民最大，是“最需要敬畏的头顶的星空”，那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穹顶之下“每个人内心应具有的道德律”。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可能才会明白，为什么人缘极好，进得庙堂、出入会堂、不忘草堂的贾康，在广受不同派别意见人士、不同领域社会力量赞誉的同时，却有一条坚守个人严谨学术判断、中肯经济分析的“特立独行”的清晰主线。

他读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择的研究主题是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已迫切地感受到，只管理预算是不行的，预算外也很重要。当时“预算外”包括几大块财力：国营企业自主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等等也算在内，因为可参考的资料不多，所以更要靠调研来深化认识。贾康就在地方、企业调研的基础上，写就了一篇三万多字、调研报告式的硕士学位论文。这样的论文，乍看上去，多少欠缺了些学院派们强调的殿堂型学术性色彩，以至于一位他尊敬的老先生都说，此论文“似乎有点不够格”。贾康顶住了压力，坚定认为既然调查报告式的《江村经济》能够成为费孝通先生的扛鼎之作，自己的论文亦无不可。

忆这段经历时，他用多少有些“自我肯定”的口吻赞许当初那股“不服气”的劲头。原因在于，此后他有关预算管理、税收与非税收入、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社会保障等种种问题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受益于硕士毕业论文的广阔视野和调研基本功训练。而基于该论文以“综合财政”为视角提出的“三（预算内、预算外、制度外）而二（预算内、预算外）、二而一（预算内）”的思路，到现在一直在贯彻。1996年“三而二”框架被官方确立，到2012年，国家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概念推进到“二而一”。

年轻时自信力尚能如此，成名之后，在对中国的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发展路径选择建议方面，贾康更不会人云亦云。

最近几年，政府在民生问题上戮力甚多，中央多次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但贾康明确表态，财政蛋糕再大，也是有限的，每一年的财政分配是需要尽可能向民生倾斜，但比例并非越高越好。政府把企业、第三部门等社会力量团结到一起，瞻前顾后结合创新解决民生问题，方是“可持续之道”。

而论及目前经济下行风险的防控时，贾康也明确表态，难以认同单纯注重扩大需求“以消费促增长”的思路，认为投资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他指出，探索分析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可以证明，一定历史阶段上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不仅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相反却是中国得以实现快速发展的相对优势与重要经验。中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和结构，应当随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逐步合理演进而不宜人为强力调整，更不宜直接套用早已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并进入高收入、高消费时代的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消费结构指标，不能认为消费产生的GDP才是高质量的GDP而投资产生的GDP是低质量的GDP，否则会导致错误的宏观政策导向，人为造成错失对中国较为有利的发展机会。应当引入“综合绩效”的理念，运用合理评估方式，而非简单以微观财务效益、是否亏损作为衡量政府投资必要性、可行性的唯一依据，同时强化侧重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的理性“供给管理”。扩大投资并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重复建设，投资完全可以继续产生对经济举足轻重的拉动作用。目前，投资被政府视为加大财政宏观调控力度的重要方式表明，伴随机制创新、增加有效供给的选择性“聪明投资”，有望成为我国经济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正确处理中国投资问题的关键，不是增速和比例高低，而是结构、质量和绩效。

务实背后真性情

毫无疑问，亲历30多年中国改革，常年为“大局”和决策服务，对于人生浮浮沉沉的贾康，“特立独行”不是唯一的标签。

在媒体面前，在公众面前，谈到人生选择，谈到个人经历的委屈和磨难，甚至是谈到2011年他与家人经历的“死里逃生”的车祸，他都能保持一种豁达和淡然的姿态。

在其内心深处，做人“喜乐入世”，尽人事而听天命；做事行胜于言，研究和建议要“能落地、可操作”，这些都比特立独行的个性可能要更重要的多。他推崇“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80年代中期，读研究生，他为兜里的几毛钱该买一个茶叶蛋还是该留下来买书踌躇为难过；90年代初，他快40岁了，还没评上副高，与太太和另外两家人挤在一套小三居单元房里，还是托了父辈的关照，他也曾为自己分不上房、评不上职称而苦恼不已。

但是，他始终明白自己应坚持做什么，孜孜以求的应是什么。所以，在1988~1989年这样的敏感年份，这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专业研究生“出国第一人”，得到亨氏基金支持访学美国，期满即如期回国。而在1992年小平南巡后“下海”蔚然成风的火热年代，他会在发钱发到让人手烫的万通总部内徘徊一阵子后，默然离开。也所以，20年后，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和晚辈，搞学术研究不但要准备坐冷板凳，还要基于自得其乐而心甘情愿，如没有这样的“科研情结”，则不适合以搞科研为终身职业。

坚毅而有准备的人生，总有格局大开的时刻，过了不惑之年后，贾康也迎来了他人生的“马太效应”。职称、名声、地位、领导认可、学界认可、社会认可接踵而至，直至讲学政治局，并多次献计中南海。

可能就是这样从底层到高端，充分体验过江湖之远与庙堂之高的人生阅历，让贾康在研究中更加强调和注重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极其努力于以深刻而务实的个人思考对接社会，形成意见建议的建设性和可操作性。

关于财税改革，他始终坚持自己早年就提出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基本思路，认为在1994年里程碑式的分税制改革构建与市场经济适应的中央与地方（省为代表）的基本制度框架后，接下来还要抓住省以下体制的“真问题”，通过“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的扁平化，将原“五级分税”变为三级分税，使省以下的分税制由无解变有解，实现财权、事权的合理化顺应。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房地产税和资源税的征收，可以为中国的地方税体系提供大宗、稳定的主力税种，进而助益于分税制自上而下完全贯通，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间接调控框架。

他还一直在敏锐地关注实际生活中的创新动态。1995年5月全面动工的泉州刺桐大桥，开启我国本土民间资本和地方政府合作兴办公共工程的先河，当时参加项目现场研讨会的贾康马上就意识到，PPP会对于促动国家经济这个大系统的进步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动效应，它不仅是单纯的融资，而且是管理模式的创新，更是全面改革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治理模式创新的配套建设。这可能就是他多年来又是推动PPP专门研究组织的成立，又是推动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在PPP实务领域内联动的源头之所在。

真实和真诚，体现在贾康的人生里和工作、研究过程中，也体现在他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上。

关于科研团队中的研究人才，贾康发表过著名的“二不”论。认为在财政部科研所这样的机构中搞研究的，“不一定非常精明”，“不一定很有魄力”，精明有魄力的人更适合到政府部门、实务机构从事管理工作；或更适合下海、开公司。只有一些不一定很精明、不一定很有魄力但是有基于“自得其乐”的科研情结而有定力的人，才会“沉”下心来、放下身来，以研究为业。他开放地对财政部财政科学所的研究人员、工作人员和研究生表示，未来不一定都投身科研，要从自己的相对优势出发，可官可商可学，在任何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潜力和相对优势，都能做出一番成就来。对业务，贾康的心态就更开放了。在他看来，财政研究没有边界，“财政的东西太综合了，什么事情实际上都和财政有关联，随便你指到哪儿，包括一些边缘科学里面现在还看不出更多眉目的东西，跟财政都可以放在一起来讨论。”

当然，研究领域的宽泛和主题的繁杂，并不意味着门槛的降低。贾康有一段内心独白，对在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做研究的“十三不靠”的尴尬处境做了描述：“一些人看我们‘太书生气’，而另一些人又觉得我们是‘御用学者’”。他觉得，要让前一部分人认可，就不能只会援引教科书和“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还要提出有前瞻性、战略性、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思路、要点和建议，“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后一部分人认可，就不能只会附合领导的意图，给政策作注解，还要具有学者的“书香根柢”，保持学术的严谨性。“火候更到一些，功夫更深一点，下决心扑到现实中间去，然后再回到理性认识层面，基于调研把理论和实际打通，提出有独到之处的认识。”贾康的心得之谈，大约正是他“扬名立万”的“诀窍”吧。

“普照之光”的个人画像

人生有顺逆，状态有起伏，对一个人而言，充实的内心才是他生命的根本。

在不少场合，贾康曾经提及财科所的前辈许毅。有对当过财政部基建财务司司长、建设银行行长的许毅“弃政从研”，自愿选择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的钦佩；有对80年代中后期许毅受到时任最高领导“我改革7年，许毅反对我7年”批评后，仍然坚持观点、不随风俯仰的人格褒赏，更有对许毅在该领导人地位陡变后却没说一句抱怨话、决不落井下石的君子之风的叹服；还有对许毅教诲自己重视调研、关心自己成长进步的感恩；以及对许毅一生信仰坚定的充分首肯，“没有理想信仰的‘普照之光’，哪怕有其他的年龄优势、聪明才智、技术精细、物质充裕、机遇得天独厚……之类，都终归单薄。”

在说许毅的时候，贾康何尝又不是在描绘那个超越功利的自己。他一样以研究为志业，一样面对压力不说假话、不害人，一样重视调查研究，一样始终抱有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忠诚与热爱。

“看似斯文，其实很敢说”，一些人这样评价贾康。非常明显，这样的评价是贴切的，但也并没有反映一个真切而全面的贾康。

斯文后面，多少人会想到他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气，面对壮美祖国的汹涌内心，和陪伴家人时的幸福柔情。

敢说后面，多少人会想到，他不媚俗、不谀上的勇气，献身科研事业、不辱使命的决绝和坚毅，以及在游历海内外同时，从容写下的一位有责任感知识分子的个人时代史。

1985年1月的某天，回想10多年前的军中生活，刚过而立之年的贾康，曾信笔写下“自古英雄归社稷，从来年少不惜身”的感怀。不知道他当时是否预料到，两句对岁月流逝的喟叹，有意无意地为自己提供了一幅激情澎湃的自画像。那个不因时空而改变的贾康，随着时光穿梭，在人们的视野中，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