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科克拉克奖得主：从毒贩子到哈佛教授

2015年克拉克奖得主Roland Fryer

Roland Fryer是谁？

2015年克拉克奖得主Roland Fryer是哈佛大学经济系Henry Lee讲席教授，迄今为止已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其中顶级刊物十余篇），对美国的教育、种族、毒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仅用了两年半就在德州大学经济系以荣誉学生身份毕业，四年时间在宾州州立大学攻下博士学位，旋即得到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工作邀请，七年之后晋升为正教授，成为在哈佛拿到终身教职的最年轻的非裔美国人。2008年，Fryer在哈佛创立“教育创新实验室”并担任主任，2009年被时代周刊选入年度百大风云人物……

然而，在这光鲜亮丽的简历背后，Fryer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暗黑过去：他在德州长大，三岁被母亲抛弃；父亲酗酒成性，还曾因为强奸被捕入狱。他的亲戚经营着当地最大的贩毒集团之一。12岁那年，他的四位亲戚被警方逮捕，其中一人死于狱中，一人出狱后被人谋杀。他自己13岁时开始在麦当劳打工为生，不时从收银机中盗取现金。工作之余，他贩卖仿冒钱包，并从达拉斯向本地倒卖大麻……

15岁那年，他在街上被白人警察截住，当作毒品贩子盘问了几个小时。从那之后，他决定洗心革面。因为在橄榄球和篮球项目中表现出色，他得到了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的体育奖学金。在学校里，他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学术天赋，踏上了通往哈佛的奇妙旅程……

由于自身的种族背景，Fryer教授的研究始终围绕着非裔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美国经济学会的官方获奖者介绍，重点提及了他在三个方面的贡献。

首先是对种族成就差异和教育政策的考察。

为什么非裔美国人在很多方面（比如考试成绩、工资水平等）的表现都不及白人？究竟是他们努力不够，还是环境所限，抑或是天生资质不及？Fryer教授自己曾经说过：“假如你把人们分成两个阵营，环境主义者和基因主义者，出身于我成长的地方，就很容易就会变成环境主义者。”

在他和《魔鬼经济学》的作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列维特（也是2003年的克拉克奖得主）合作的” Testing for Racial Differences in the Mental Ability of Young Children”一文中，他们利用包含八千余样本的全国代表性幼儿调查数据，考察了不同种族的儿童在智力上存在的差异。他们发现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变量之后，8到12月大的非裔美国人和白人在智力方面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别。然而，随着年龄增长，智力差异逐渐地显现出来：两岁大的非裔美国人已经远远地被白人甩在了后面。两位作者指出，简单的基因决定论无法很好地解释这种趋势，而基于环境决定论的模型可以更好地对数据进行拟合。

在另外两篇文章中，Fryer教授发现，非裔和白人儿童在上学前两年的成绩差异可以大体被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所解释，而受教育程度上的不同又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何白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更佳。总而言之，无论是在学校还是职场，环境，而非基因，对种族成就的高低都有着更大的影响。

那么，怎么才能尽可能消除不利环境对非裔美国人的消极作用呢？Fryer教授通过大规模田野实验的方法，对各种可能的手段逐一进行了评估。他发现对学生的经济激励用处不大，相比之下，如果给老师提供一笔奖励，并告知他们一旦学生表现未达到预期奖励将被取消的话，学生的表现将会有显著的提升。此外，频繁的教学反馈、更多的一对一辅导和对学生更高的期待也被证实是有效的方法。

Fryer教授的另一大贡献来自于他对“族群认同”概念的深刻理解和阐释。

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在对美国的黑人族群进行研究时，都曾发现类似这样的现象：在黑人群体中，那些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个体往往会被认为是在“模仿白人” （acting white）， 并因此遭到群体内其它成员的刻意排挤，甚至最终被剔除在群体之外。

这样的观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因为如果它确实成立，那么“族群认同”很可能可以成为解释美国种族间教育、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学术界对这一现象始终缺乏很好的理解，即为何黑人群体内的其它成员会选择对“模仿白人”的个体进行排挤？或者说，为什么这种现象主要只存在于黑人群体，而在美籍华人、犹太人的群体中，我们看到的是“模仿白人”的个体反而受到了支持与赞扬？

Fryer教授于2005年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论文，通过构建一个简单而精巧的理论模型，对上述现象给出了一个经济学解释。

作者假设模型中共有三类主体，即个体、企业以及族群。企业希望看到个体更多地投资教育，并将为其提供高工资作为回报。族群出于稳定的考虑，不希望个体的教育水平过多地偏离族群整体的平均水平，如果偏离过大，则将会“排挤”该个体作为惩罚。

在这样的机制下，族群中的个体实际上是在通过一种选择（教育投资）试图取悦两个不同的对象（族群与企业）。假如族群与企业的品位相同（都偏好更高的教育），个体自然会选择投资更高的教育，于是皆大欢喜。但假如族群与企业的品位相反（族群偏好低教育、企业偏好高教育），那么个体实际就陷入了一种类似于“众口难调”的两难境地。

作者对模型进行求解，发现了有趣的结论：在均衡条件下，一个族群内部的个体被按照自身能力划分为了三类，其中高能力的个体会选择高水平的教育，低能力的个体会选择低水平的教育，而处在中间位置的那些个体，则会依据族群整体的教育水准进行选择。如果族群整体教育水平高，他们就会也选择高水平的教育，反则反之。

不难看出，这个模型的结论很好地解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的疑惑：美籍华人、犹太人群体之所以鼓励“模仿白人”的个体，是因为这些群体自身的平均教育水平就相对较高。相反地，黑人群体之所以排挤“模仿白人”的个体，则是由于黑人群体本身的平均教育偏低。

在2010年发表于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的文章中，Fryer教授与合作者利用来自80个不同类型社区的两万余名学生的丰富资料，实证检验了“模仿白人”这一现象的机制和成因。一系列的分析表明，在几种不同的理论猜想之中，Fryer教授在2005年QJE论文中所提出的理论模型与数据最为一致。

除此之外，Fryer教授在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方面也颇有洞见。

比如在2007年发表于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上的一篇文章中，Fryer教授构建了一个两阶段的博弈模型，对“统计性歧视”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展。经济学家早已知道，即使在两个族群各方面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统计性歧视仍然可能因为雇主的先验信念而出现：如果公司都认为非裔美国人能力更低而不愿意雇佣他们，那么非裔美国人也没有动力去接受教育，最后表现出的能力果然就不如白人。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的信念”。

在此基础上，Fryer教授进一步问道：如果一个非裔美国人成功克服了统计性歧视、得到了工作，他升迁的前景会怎么样呢？Fryer给出的答案是，由于面对更苛刻的标准，被雇佣的非裔美国人的能力平均比白人更强；可是由于统计性歧视在升迁过程中仍然存在，他在得到工作之后仍然可能失去继续奋斗的动力，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相对强弱。

为了补偿处于不利地位的非裔美国人群体，美国各州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中，Fryer教授与合作者仅依靠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以及人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就对美国民众、媒体关于平权法案的七种常见误解一一进行了精彩分析与说明。

在关于平权法案的讨论中，还有一种常见的争议，即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应当发生在“事前”（ex ante）还是“事后”（ex post）。比如，是应当在初等教育中对少数族裔聚居的贫困地区加大资金投入，还是应该在大学录取时对少数族裔给予标准上的优待？在2013年发表于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论文中，Fryer教授与合作者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两种做法各自的利弊进行了深入分析。近来，关于如何缩小中国城乡教育差距、“北大清华是否应该单独设置农村招生指标”等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Fryer教授的这篇论文或许也可以为这些争议提供新的视角。

为了探寻种族歧视的历史根源，Fryer教授还专门对3K党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利用保存下来的内部档案，他发现3K党与其说是一个专门从事恐怖活动的邪恶组织，倒不如说是一个组织完善、层次分明、以贩卖仇恨作为盈利手段的社会机构，其高层成员藉此积攒了大量钱财。而在其领袖因为丑闻入狱、3K党成员人数急剧下降之后，美国各地的黑人和外国人比例并未发生明显变化，选举结果和私刑发生频率也未受影响，说明3K党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具有危害性。

Fryer教授本人是少数族裔，并经历过坎坷的童年岁月。从情感上讲，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将几乎全部的学术精力倾注于少数族裔这一群体。难能可贵的是，在研究与自身的经历、族群息息相关的各种经济问题时，Fryer教授能够跳出自己的经历并始终保持高度的客观与科学化，就像他自己曾说过的那样：“数据指向哪，我就去哪，从不犹豫。”或许也正因如此，Fryer教授的研究也得以超越他的研究对象本身，而具有了更广泛的价值和更长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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