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下）

过去为防范风险，人们不得不给家族附加上太多其本不应有的含义。但如果社会金融体系已经有了发展，就不必再以传统伦理束缚人的行为，而应发挥金融的作用，进而达到真正的人的解放。

本文原载于《金融的逻辑1》

作者: 陈志武 
出版社: 西北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01：金融何以富民强国
出版年: 2015-2
页数: 384
定价: 58.00
装帧: 精装
丛书: “陈志武金融作品”系列
ISBN: 9787560435305

南方周末: 可是,中国不是契约社会,而是人情社会。人们对契约不习惯,也并不十分信任。如果说机构与机构的交易容易对等,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非契约化带来的信用风险的话,那么纯粹自然人与机构的交易则是完全不对等的交易,个人弱而机构强,那么非契约化带来的信用风险就会比较高,令人却步。

个人通过金融市场来发展自己独立的生存系统,实现个人对于家庭经济关系上的独立,实际上还很有难度。这也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文化制约因素。换句话说,社会信用的缺失是通过市场解放个人的致命障碍。不知陈老师对此以为然否? 

陈志武: 实际上,任何人际关系、人际交往和交易都是契约关系,差别在于有的社会更习惯隐性契约,有的习惯显性契约;或者是,有些事情是以显性契约的形式,另一些以隐性契约的形式;而契约的执行基础可以是人格化的人情(亲情、友情、爱情等等)、社会风俗习惯,也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正式法律体系,或者是这几者的混合,这只是具体手段、方式问题。但,从本质上,不管是隐性还是显性契约,正式还是非正式契约,交易、交换的实质不变。 

比如,我给你送礼,这是做人情投资,在你收礼后,你的一个隐性许诺是,你以后要以某种方式还我以礼,或许你也送我东西,或者在我有求于你时给我帮忙。总之,直到你回我以礼之前,你欠我人情。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隐性契约,友情、社会舆论、道德伦理等等是促进我们之间契约能够执行的基础。其他,诸如金钱借贷、实物借贷等物质交易,还有亲戚、朋友、同事、社会相识之间的非物质交往,比如,困难时相互帮助、心情低沉时相互安慰,甚至相互间的问候等等无形的人际往来,都涉及交易契约,今天你给我心理上的安慰,我会记住下次你或你的家人心情不痛快时,我也要回报你以安慰,这些都是彼此间的显性或隐性契约。 

所以,人情社会也是契约社会,只是契约的形式不同,契约的执行方式也不同,仅此而已。  

为什么中国社会以前靠亲情、人情就能够执行各类隐性契约,而许多交易并不需要正式显性契约呢?关键在于所交换内容的价值高低、交易范围的宽广程度。

农业社会没有几样东西值几万、几十万,犯不着那么动脑筋写下正式的契约,所以,中国自秦汉开始,只有在涉及土地买卖、房屋买卖时才写契约,我老家就一直如此。另外,当交易范围只是在本地、本村,世世代代都为左邻右舍,当然犯不着那么正式写契约。可是,这些并不意味没有契约关系在其中。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交易价值的上升,以人情为基础的契约执行基础就越来越不够用,中国人也不得不从非正式隐性契约走向正式的显性契约。社会关系和文化也因此而改变。 

不过,如果由于政治等原因使正式的契约执行架构难以发展,让人们无法相信正式的契约,那的确反倒迫使人们更加依赖血缘、地缘、人情这些非正式信用架构,只有继续靠这些传统的东西来保证交易能够发生。只是制度供应和制度需求间的这种张力,最终会迫使非人格化的契约执行架构的快速发展。

至于中国人是否今天就能依靠金融市场完全解决个人一辈子生活安全的问题,当然还没到这一步,各种非人格化的契约制度和信用架构还需建立。 

但这是一个基本发展方向,增量意义上的发展速度已经很快,这个方向是所有社会的追求。美国的金融在全球最发达,所以,市场在取代亲情和友情的经济交易功能方面,也走得最远,市场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但,即使在美国,血缘网络、教会以及其他社交网络,也多少起到个人生活的最后经济保障作用,当一个人实在走投无路、经济自立无望,他也只好向亲友求救。 

南方周末: 这几年儒家文化热在中国升温,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觉得社会道德已衰落太多,必须靠恢复儒家文化来解救。另外,就是现代化或说“西化”也大大冲击了中国社会。你怎么看这些现象?

陈志武: 我知道,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冲击,使许多原来习惯的社会架构断裂。在这种时候,人们自然倾向于回到过去,到博物馆里找过去熟悉的东西,希望以此解救现代化带来的冲击。但,客观讲,这是一厢情愿,是一种心理安慰。

在过去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能力又极其有限,温饱总是最主要的挑战,所以,儒家主张以血缘家族为基础来实现人际间的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并给它配以“三纲五常”文化价值和名分等级社会秩序,那可能是过去两千多年里相对最优的一种安排,使中华民族能够繁荣昌盛。在那种社会秩序下,“三纲五常”和名分等级秩序的刚性当然阉割人的个性,但却可以使人际间的交易风险大大降低,节省交易成本,所以,牺牲一些个人自由和权利是当时生产能力低下的条件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加上当时的人口流动少,世世代代是左邻右舍,这也使儒家依赖的道德约束多少能行得通。

可是到今天,情况已大不一样,人口的广泛流动,市场范围的扩大,已削弱了道德的约束力。再加上今天金融市场已经在许多方面取代了家庭的保险以及其他经济交易功能,没必要再把亲情和经济利益交换混在一起,也没必要再接受“三纲五常”对个人自由的约束,换句话说,今天为这些约束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所能得到的好处。所以,儒家主张的约束已不合算,自立和个人自由的价值更高。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时期曾经有过类似的对儒家文化的挑战。那次,挑战来自两方面。第一是自汉朝开始进入中国的佛教,第二是唐宋商业市场的发展让人们感到,即使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交易,也能达到很好的资源互补和风险分摊的效果,市场化对儒家以血缘为核心的主张产生挑战。所以,宋朝时期也产生过儒家文化大讨论。不过,那次以朱熹等新儒的胜利而结束,到明清时期,儒家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但这次跟唐宋时期不同,最大差别在两方面:第一是现代交通运输和通信网络,加上跨地区的人口就业,这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第二是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已在相当程度上把人际交易从家庭、家族剥离出来,由市场取代。一些传统学者不能看到中国社会的这些变化,也不懂各类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在19世纪之后的发展,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按照从经典到经典的研究范式,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还能走回去。我不知道中国还有几个人能认同他们的药方。

解决中国社会道德规范的根本出路,不是回归儒家传统,而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中国的家庭、家族,不再强调刚性的、阉割个性的“三纲五常”与名分等级秩序,而是强调平等、自由和人权,强调自由选择和自愿结盟,把家的核心定位在感情交流和爱上面。

(编辑:郭倩)